爱人与岳母对我影响和帮助
当初我家要迁回东北，淑琴对我留在北京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她说的再清楚不过：“只要你走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就结束了，而且你要是走了，你可能会死在东北的。”这句话里体现的感情是特别深刻的，因为我要是走了，一辈子都不回来了，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长的思念，绝对是非常折磨人的事情，很可能中途得病就去世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她的话给了我留下来的巨大决心。
1985年，朱迪生和爱人王淑琴的第一张彩照
为了供我读书，她高中没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当时她有几个方向可以选择，有人建议她去考评剧院，她大哥和大嫂都是云南省京剧团的，她声音条件也符合，但是她说：“我想搞纺织。”当初她还不明白纺织业的具体情况，以为搞纺织有趣又轻闲，结果进了纺织厂才发现并非如此。她在北京第二毛纺织厂工作时还比较好，厂里设备先进，她文化程度较高，进厂以后不用从挡车工做起，直接去实验室做实验员，实验员需要有一定化学知识，工作不累不脏，所以她很幸运。
那时她学徒月工资16块钱，最多也就21块钱，她每个月至少要拿出5块钱给我，还要拿出一部分给家里，以维持她家好几口人的生活。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她还一直对我说：“如果你考上大学，你还是去读吧，不一定非得留在高中教书，我提前出来工作也不全是因为你，我家里也有困难，我自己也想去纺织厂，一来生活能独立一些，二来还可以支持你。”
淑琴上班以后，不仅供我读书，而且在生活上对我也很照顾。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每人每月只发半斤点心票，点心票是我们俩在重要会餐的日子才用的，半斤点心票可以买各种点心。当时的糕点用纸包上以后，纸上都没有油渍，可见那点心含油量有多低，不过点心吃起来很甜。我俩都攒着半斤点心票，到了一个日子我俩一起买点心吃。
她经常给我做饭，还管我穿衣服。我非常注意仪表形象，所以她在着装上也很讲究。有时候我俩出门，她一看我裤子上有大口子，就说：“你怎么这样就出来了？我给你补补。”
像后来我犹豫着要不要当校长的时候，也是她支持我：“你当吧，大学领导都找你谈了那么多次。”她不仅给我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了同样重大的影响。
我岳母和我们一起过。她有四个儿子，可是她从来不去他们家，我们结婚后刚好没有房子，就住在她家18平方米的平房里。虽然这个房子很破旧，可这个家却是我的避风港，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外面充满了火药味，自己不一定有什么问题，但是看到别人受冲击，心里也会感到难过，尤其那时学校有一个一级语文教师竟然被活活逼死，这件事给了我非常大的震动。
岳母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委员，她总是说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先跟她交换一下意见再去做，所以我每次回家，岳母看到我的脸色不好，就知道我今天肯定遇到不好的事情了，她会先问问我：“怎么了，受什么冲击没有？”然后安慰我，让我不要想太多。虽然有时她的话未必能起到作用，但是我一回家，就觉得自己安全了，心情特别平静，觉得只有这个家才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看到爱人和岳母对我关切的眼神，我更觉得这个家是我可以依靠和信赖一辈子的心灵归所。
当然，这个家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家在西城区，我在海淀区工作，淑琴在昌平区工作，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是岳母一个人在城里给我们带儿子，她把孩子照顾得非常好。我和淑琴每个月拿到工资后，要先将工资分成好几份，先交房租、水电费，买粮食，我还得给东北的家寄一些钱，剩下的部分才能给到岳母手中。她很擅长理财，大家吃得很满意，既没欠债也没超支。尽管在困难时期，我儿子生病时，岳母还能给他买两块排骨调理身体，可见岳母为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我爱人很漂亮，非常贤慧，又心灵手巧，我能娶到她这么完美的人是很难得的，以后再遇到的其他人，我依然认为没有谁能够超过她。虽然刚结婚时，我们都没有钱，但我们肯去好好经营我们的家庭。现在有些家庭的夫妇彼此经济独立，自己挣钱自己用。我们家是取回工资都放在一个抽屉里，谁需要钱谁自己去拿，要想家庭和睦，首先夫妻在经济上不能发生争执，我们在一起四十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任何争吵，关键我们家在经济上非常民主，大家都能很好地经营积蓄。
最基础的东西是按计划买，我当老师的时候没手表，我们攒了一年的钱才买了一块手表。我从学校搬到城里住以后，上班没有自行车，我们又攒了一年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床和衣柜都是后来家里条件稍微好起来以后才买的，可以说我们过得非常艰苦。我从来不跟别人攀比这些，我相信该有的东西将来一定会有，淑琴也是这个观念，我说：“咱俩慢慢攒着，慢慢置着。”
爱人与岳母对我影响和帮助
也遇到过非常困难的时候，工作十几年了，我的月工资都是46块钱，能把家里四个人的生活维持下来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文化大革命”武斗时期，淑琴大哥的三个孩子从云南来北京，一分钱没带，非要住在他们的姑姑家（也就是我们家），我们当然不能不让他们住，这在无形当中又给家里增加了三个人的生活负担。
因为淑琴的大哥是京剧团团长，经济上稍微好一些，这三个孩子比较好玩，他们跟我说：“姑父，你这有什么可玩的东西吗？”
我说“你们要玩儿什么？”
“扑克。”
“还真没有。”
我就用纸壳板给他们画了一副扑克牌，每张牌上都是一幅动物的画。
当时家里是真困难，我真怕哪个亲戚家再来人，我有时还得给东北的家寄一些钱，岳母和淑琴都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她们跟着我过这么艰苦的日子从来没有过怨言，时至今日，我非常感谢她们。
1971年，全家合影
（左起：朱迪生的爱人王淑琴、儿子朱韵波、朱迪生、岳母田莲云）
关于岳母的记忆
“文化大革命”时，朱迪生的爱人王淑琴（后二排右二）一家在北京的全家福
我和淑琴结婚以后，岳母只跟我们过，不去她儿子家。人家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现在不是半个，我是整个儿。我对岳母就跟对我母亲一样，非常孝顺她，从不惹她生气，她想吃什么就给她做什么，所以她一直跟着我们过。她也去那四个儿子家住过，不到一个礼拜就要回来，她跟她儿子住不惯。淑琴这几个哥哥对我的印象非常好，很信任我，他们老王家有什么事，我的发言都是非常有分量的。
现在我跟她家的关系相处的非常好，也是在这个阶段奠定了一个基础，当时淑琴和岳母还有街坊邻居都一直在帮助我，后来我说我来赡养岳母，我认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岳母生病在海淀医院住院的时候，没让淑琴的哥哥和嫂子来，是我跟她轮流看护的，住院费也是我们出，包括后来岳母的很多事情都是我来做主的。
比如，住院的时候，医生说她大肠有癌变，得做肠镜来检查，可是那会儿她已经八十多岁了，做检查太受罪，我问医生：“如果说你查出来是直肠癌，能治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