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十里店——黄河滋养的地方
人，来自泥土，栖居在大地上，也终会归于泥土，土地是人永恒的家园。如果把人和大地隔绝开来，切断了人的来路和归宿，还有什么家园呢？
现在，我们和土地的接触愈来愈少。砖、水泥、钢铁等各种新型建材把我们包围起来，关在四壁之内，于是我们忘掉了眼前，忘掉了永恒和无暇……生活那样的匆忙，我们顾不上看看天空，顾不上欣赏土地的悲壮和美丽。
我熟悉十里店的这片土地，熟悉这里的房屋、街道、村庄、道路和栆林桃海……
我思念这块被黄河滋养的永恒土地，思念给我生命的家乡。
我的故乡在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乡保安堡村。十里店位于黄河北岸，在兰州盆地的西北部，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海拔在1500~2000米范围内。东起九州台白土墚，西至水挂庄桥，南以黄河为界，北与皋兰县忠和乡接壤。十里店距省政府中央广场约十里，自古为兰州出金城关，西通青海、新疆的必经之地。其中部为川地，南部为黄河淤积的沙滩，北有深沟、李城沟、关山沟、枣树沟、排洪沟、小关山沟、白道沟、荞麦沟、圈沟等，这些沟壑都是排泄山区洪水后自然形成的山沟。
十里店日照充足，每天平均日照达7至8个小时，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与光照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里的降水量，年降水量仅有三百多毫米，而蒸发量却比年降水量高3到4倍。由于极度缺水和干旱，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只有用黄河水车来汲水灌溉。
黄河，对于我们来说真是给予生命的母亲之河，如果没有黄河流经十里店，也就没有这片土地上的生灵，更不会有辛勤劳作的人们，是母亲河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这片土地上的植物、动物和人。
在我记忆里，十里店一直用水车来灌溉。上学之后，我每天都要经过四沟去学校，有时候去驮水回来供家中饮用。四沟有一辆叫“官车”的水车，1936年建于四沟口，灌溉土地面积约五百多亩。人们沿四沟口修建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沟渠，沟渠长约五六百米，高出地面约1~4米，越向北，沟渠离地面越近，这也是为了顺应北高南低的地势从而形成水的自然灌溉流向修建的。水车主要是灌溉保安堡农民的土地，相比于十里店的其他水车，它的直径大、转速慢、水流量小、效益差，灌溉时水量常常供不应求。
而在“官车”上游约2公里的地方，还有一座水车叫“新车”，人们通常也叫它“尕新车”或“保安车”。它建于1911年，主要灌溉陈家庄、代家庄农民的土地，灌溉土地达六百多亩，水车转速快、水流量大，正常年份水有余量，效益比“官车”好得多。
这两个水车为人们的日常用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
几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片土地，终年胼手胝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以说，他们的血汗浸透了每一寸土地，而生活却像一部复印机，永远复印着同一个内容。贫穷、落后、保守、知足，已然成为他们的标签。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把土地视为养育自己的母亲，他们永远不会隔断与“母亲”的血脉联系，舍不得，也不敢。
这片土地上养育的十里店人亦是如此，他们用木制的弯钩犁辛勤地耕耘着土地，也将自己牢牢地“枷”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居住的保安堡也真的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堡，隔绝了与外部的联系。尽管血汗浸透了每一寸土地，尽管日日夜夜辛勤劳动，但他们仍然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食求果腹，衣求蔽体，没有奢望，甚至无法将“温饱”二字写到自己的字典上。
尽管我的故乡十里店是一块贫瘠的土地，但她依然有我留恋的美丽景色，也有令我难忘的美好往事。正如马世焘在《枳香山房诗草》中的《兰山竹枝词》里唱道：“西瓜名种比青门，半出金城关外村。送客长亭十里店，春来人似住桃源。”
1943年，我只有4岁，记得从中央广场开至十里店的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在现在桃海电影院的西侧，途径中山桥、金城关、徐家湾、白土墚子、瓜地湾子、旱台子、保安堡至十里店。十里店旧街有旅馆、茶馆、铁匠铺、自行车修理铺、杂货铺、压面铺、中药铺、肉铺、棺材店、车马店等，其中有名的饭店叫“三友饭庄”。昔日的街市十分繁华，是来往商客必经的借宿之地。
安宁有着“十里桃乡”的美誉，每逢阳春三月，株株桃树次第开花，万点粉红装点春色，满川红云浮动，撩人心弦，美不胜收。桃花常常先于叶或与叶同时开放，可谓“有枝无叶真潇洒，不像胭脂借淡红。”微风拂过，暗香袭人，花枝招展，桃花点地斑斑红，真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花灿似霞，溢香放彩。朵朵桃花宛如红云般艳丽，春风吹来，落英缤纷，真可谓“春来人似住桃源”。
这就是先人们及我的歌哭之地。
家族及父辈的营生
祖辈们世世代代都是生长在这一片贫瘠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勤劳本分的农民，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直到祖父这一辈，光靠种地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爷爷将手里的土地当给别人，父亲不得已出去做了学徒。起初父亲在兰州的“三和公”当学徒，这个“三和公”是个老字号的海菜铺。父亲从学做点心开始，慢慢学成了厨子，学好手艺后，他得到为省政府官员家属做饭的工作。
我出生前后，父亲在十里店的旧街上开了一个卖茶水的铺子，铺子里还卖凉皮，后来把铺子搬到现在桃海电影院对面的新街上。靠着这个小小的茶水铺子，父亲一人承担着一家人的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后，茶水铺子的生意更加冷清，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关门，干起了为路过的解放军打锅盔[①]的营生。解放军交给父亲100斤面粉，他为解放军做出100斤锅盔。做锅盔时每斤面要加4两水，因此做好锅盔余下的面粉就是我父亲的收成了。面粉给了我们以后，一方面可以留下来吃，另一方面也可以做成锅盔售卖，这样一家人的吃饭起码不成问题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是人类灾难深重的一年，在中国各地也燃起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熊熊战火。我就出生在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晨9时，属兔。虽说我出生在一个地无一寸仅有土房三间的贫寒家庭中，但我的到来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一丝欢乐，父亲觉得我们家有人延续香火了，又有了指望。
从爷爷的爷爷开始，我们这一支张家人就是单传，而且我出生时父亲已经45岁，因此，我的出生无疑是家里的一件大喜事，我得到了大人们的百般宠爱。这种宠爱主要是精神上的关爱和守护，而不是给予物质上的享受。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极差，为了能保住我这个幼小脆弱的小生命，以防我得病早夭，在刚出生的日子里，父亲只得用土办法给我增强体质，让我安全度过月子。他自己每天吸一口鸦片，然后再喷在我脸上，天天如此，就这样陪护了我三十多天。虽然我没有在月子里生病，但父亲却因此惹上了毒瘾，两个月后才慢慢戒掉。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我总是觉得既感动又心酸，那时候的父亲真是太不容易了。
看着我一天天长大，父亲的喜悦和欣慰难以言表，但他还是免不了担心我这个独子受到意想不到的伤害。为了保护我健康成长，4岁时，父亲领着我拜皋兰县忠和乡张家窑的张喇嘛为干爹，实际上是希望干爹能保佑我。那以后，每年正月十五前，父亲都领着我从十里店经红道坡步行几十华里到张家窑的喇嘛庙祈求平安和健康。我的干爹亲手书写“神书”拜祭神灵，然后将“神书”用红色和绿色的布条绑起来，再用线绳把布条戴在我的背上。每个月阴历初一，我都要背着这些“神书”去上学，据说这样它们能保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