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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见闻与人生思考--一位新中国培养的驻外大使的回忆 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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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特的和平行动在国际上褒贬不一。他的支持者称萨为“和平英雄”,为此他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个行动,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遭到强烈的反对,许多阿拉伯国家指责他搞“单独解决”、“背叛阿拉伯事业”;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断交,其中17国对埃实行政治、经济制裁,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决定中止埃及的成员资格。

我国领导人在内部谈话中,对萨达特的行动作了公正评价,同时也提出一些忠告。1980年1月,邓小平对访华的穆巴拉克副总统说:“中国最能理解埃及的立场和处境。因为长期承受战争负担不轻,消灭以色列不现实,所以采取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但不提反犹太复国主义。我们的理解,还基于你们坚持以下三条:全面解决中东问题;收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包括建国权利。中东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和团结,埃及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埃及要以兄长态度对待其他阿拉伯国家。不管多少国家批评你们,你们要考虑处理方式,甚至某种容忍也是必要的。归根到底,要做工作。”

邓小平的谈话从埃及和中东实际出发,高瞻远瞩,肯定了埃及和平行动的方向,同时强调阿拉伯团结的重要性,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我觉得,萨达特的和平行动确实代表埃及和中东的长远利益。

首先,这个行动符合埃及民族利益,是得民心的。埃及在前四次中东战争中,总是首当其冲,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人力、财力损失最大。据统计,在战争中,埃及共牺牲十多万人的生命,耗资四百多亿美元,债台高筑,欠苏50亿美元,向美借款30亿美元。站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人民疲惫不堪,厌战情绪与日俱增。埃以媾和,使埃及收复西奈,取得长期和平环境,政局稳定,通过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从而提高人民生活。

其次,埃以和约,是阿(阿拉伯)以间第一个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和平协议,为今后全面、公正、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开辟了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埃及继续支持阿拉伯特别是巴勒斯坦的民族事业。1977年11月20日,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上发表(中东)和平宣言,提出要实现持久、公正、和平,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①幸福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②用一种语言、政策同他人打交道。

③直接对话。

④按照联合国决议,以必须从1967年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走,并且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包括建国权利。

⑤阿拉伯民族是有力量的。

萨达特的讲话,表达了阿拉伯民族的尊严,代表了它的利益,也提高了他本人的威信。

当然,萨达特行动受到历史条件限制,政策和做法上也有失误与不足。“戴维营协议”确使埃及和中东付出重大代价。以色列利用阿拉伯国家分裂,大力推行“大以色列计划”,拒绝承诺在巴问题上的让步;美偏袒以,把萨达特逼到墙角。1973年之后,埃及过分靠近美国,与以妥协,萨达特本人“以牙还牙”、攻击一些反对他的阿拉伯领导人,使埃疏远了不少老朋友。同时埃采取开放政策,也加剧了国内的两极分化。这些在萨达特执政后期,触发了国内广大阶层对政府和现状的不满。

尽管如此,萨达特在缔结埃以和约、推动中东和平方面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和表现出来的敢作敢为的大无畏精神,是不可抹杀的。英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称萨达特是一位伟人,如果他认为应该完成的某种事业,他会冲破所有阻力,勇往直前;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感叹:中东和平进程是已故萨达特留下的遗产;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则称赞萨达特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精神的领袖。没有人能抹杀他坚持信念的勇气、他的历史作用以及他对国家的献身精神。

三、领导巴勒斯坦人民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解决为主新阶段的悲剧英雄——阿拉法特

我所知道的中东和平进程先驱者的业绩与精神

阿拉法特是巴武装斗争的开创者。1929年8月4日生于开罗(也有人说生于耶路撒冷),3岁丧母,开始和叔叔在耶路撒冷生活。1946年,17岁就参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从埃及将武器运进巴勒斯坦。1948年5月,阿拉法特与许多巴勒斯坦青年一样,参加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建国的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果阿拉伯国家被打败,与英美支持的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以色列占领一部分原划给“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巴国其余部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为约旦占领;而加沙则在埃及控制之下。战后,巴勒斯坦人被解除武装,大批巴难民流亡到周围阿拉伯国家,阿拉法特也逃亡开罗。这件事,给年轻的阿拉法特心灵上留下深刻创伤,他深感没有独立的武装力量而寄人篱下,将会沦落到何等悲惨境地。尽管受到挫折,他仍笃信武装斗争。1949年他只身回到加沙,参加反以武装活动。1956年10月底,英、法、以侵略埃及,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他加入埃及军队,走向前线。1959年阿拉法特创建巴第一个抵抗组织“法塔赫”(巴民族解放运动);同年以“法塔赫”为主,与“人阵”、“民阵”[4]、“闪电”[5]等抵抗组织组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他出任主席。1965年1月1日,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武装力量进入巴北部,打响抗以第一枪。1968年3月,他指挥巴武装力量进行的“卡尔玛战役”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绩。

然而,以国土狭小,以巴力量悬殊,巴武装在以境内无回旋、生存条件,只能在周围阿拉伯国家寻找基地,这造成许多矛盾和问题。同时巴为寻求国际支持,政治斗争也愈益提上日程。

(一) 领导巴人民从武装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

1、争取国际政治支持。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占领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整个巴勒斯坦。1967年11月,联合国通过242决议,要求以撤出“六五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公正解决巴难民问题。阿拉法特认为,“巴解”可以利用联合国讲坛开展国际活动,争取对巴民族事业的支持,寻求与以和平解决的途径。同时坚持从以色列邻国出发,在被占领土开展反以武装袭击。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当属1974年11月阿拉法特率“巴解”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29届联大,挥动手臂留下一句名言:“我今天来到你们中间,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记者拍下阿拉法特讲话的照片,这无疑成为巴从武装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的象征。积极开展国际活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1976年联大通过决议,支持在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成立巴勒斯坦国的计划,确认“巴解”是全体巴勒斯坦人(包括被占领土内)的唯一合法代表。

2、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逆境中保存武装力量,把重点转向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政治斗争。1979年埃以媾和,埃及退出抗以阵线。1982年6月,以集中10万兵力进军黎巴嫩、在黎基督教民兵配合下,围攻巴游击队,被人称为第五次中东战争。阿拉法特率领孤军血战86天,人员遭受重大损失,最后在美国、埃及调停下,1.2万名游击队员携带轻武器离黎,撤至远离抗以前线的阿拉伯国家,“巴解”总部迁往突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