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人与人物质条件和名誉地位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在我的家乡，人们喜欢唠叨这样一句话：“人（江南口音读“yín”）比人，气煞人”。我的体会是：对于涉及个人名利的事，不要总是与少数条件优越的人比，要同大多数人比，甚至是同比自己条件差的人比，这样容易得到满足。有同志可能会说，你的“知足常乐”有点“阿Q精神”。是的，但这样做，对一个人保持心理平衡，可能会有好处。
（三） 做一个普通的人
我常常想，个人最大的运气是时代的大变动给了我机遇。如果没有1949年解放，我在苏州中学毕业后，可能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乡继承父业，在镇上做个小商人，最好的出路是在苏州银行里当个小职员：我父亲有一个近亲，1947年在苏州一家银行任中级职员。我在苏州读初中时，父亲多次到苏州城里最热闹的观前街去见这位长辈，希望他将来提携我在银行谋个差使。银行里做个练习生，挣钱养家，曾在我少年的心灵上萌发过美好的憧憬。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参加革命、到北京、进外交部，在20世纪80年代中竟成为第一批新中国培养的不带翻译的驻外大使。对于我这样一个江南小镇上普通人家的子弟，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当了官有了一定权力后，要过许多关，就没有普通人那样活得潇洒、轻松、本色了。下面想讲一点我过人情关的苦衷。
外交部是“清水衙门”，并非如人们传说的那样富庶、权重。大多领导干部无多少权力，而且作风比较清廉。但我当司长、大使的近15年间，还是遇到一些人走我的门路。先后有三四位过去的同事或朋友和一个亲戚提出要求，希望我行使便利安排他们到我主管部门工作。对于这些要求，我都加以婉拒。还有几位部属提出请我帮助解决提职升级或延长驻外任期的问题，我按有关规定未予满足。结果熟识的人顿成陌路。在中国这样一个讲关系学的国家，讲人情尤为普遍。我比较死板，在这方面确实得罪了一些人，有时内心也会产生某种不安。不过想想也好，我在职时无“门庭若市”，退下后也不存在“车马稀疏”，没有什么失落感。然而欣慰的是，我在长期工作中也曾发现和举荐过一些人才。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普通人好。
感悟人生没有平坦的路，正确对待荣辱沉浮
无独有偶。我同父异母的大弟朱应明比我小10岁，他长期在故乡正仪镇（乡）当基层干部，20世纪90年代调江苏昆山县任物价局副局长，2001年退休。他任职期间，也遇到了过人情关的问题，有些亲友对他不照顾自己有怨言，但弟弟对此比较坦然。后来了解了他在正仪的成长史，我感到这是可以理解的。
1961年夏，他从昆山农专毕业，碰上困难时期，下乡当农民，在正仪北边的刀泾村插队，衣食靠农民。他被分配放鸭，早出晚归，照看生产队集体养的鸭群。鸭在河边生蛋，因为饥饿，不少与他做同样工作的年轻人，把蛋捡回住处，或自己留下或送家里人吃，唯独我弟弟总是把鸭蛋悉数交给队部。乡亲们看在眼里，时间长了，觉得这个后生老实、可靠，加上他有文化，1962年他被推荐当了刀泾村的大队会计，十几年间他工作积极、廉洁奉公，群众普遍满意。1980年，江苏省财政厅举行全省财会人员统考，他成绩优异，得了昆山第一名，被调往正仪公社财政所工作。1983年撤公社建正仪乡，他连续三届被选为正仪乡乡长，1991年调昆山市物价局工作。
21世纪初，我有时与他一起回故乡正仪探亲，看到老人们还把这个过去的父母官当作自己的小辈一样亲热，弟弟甚为欣慰，高兴地说自己是在正仪乡百姓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我想，或许在他的心目中，乡情是高于友情、亲情的。我从50年代初就离开家乡，弟弟对家里的老人和亲属照顾有加，这是我应当感谢的。
我聆听过周总理关于人际关系的教诲。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他向外交部干部做形势政策报告时，忽然中间插上一段话：“同志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的，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应当这样。”现在我记不清总理当时讲这段话的背景，但我认为他是有感而发，既是他本人的人生体会，也是对外交部干部的忠告。
我们在国外做外交官，特别是当大使后，常与外国领导人交往，好像身份很高贵，但这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自己伟大的国家；有时出席国外的交际场合，西装革履、觥筹交错，显得倜傥潇洒，这也是因为对外工作的需要。我们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人，而且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到过偏僻乡村，穿着布衣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回国后，我喜欢过健康简朴的生活。
有两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听起来有些好笑，但真实反映了中国外交官没有架子，我想如实地记录下来。
1975年我在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当三等秘书，那年6月回国休假，想去上海探亲，因为一票难求，半夜去北京站排队等买票。当时条件简陋，我与几个年轻人就按次序坐在站外空地上，前面用一块砖头压上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去上海的车次号码，两旁的队伍则是排其他车次的。我去得早，排在第一个，就垫条手帕席地盘坐在这块砖头的后面。夜间困乏，在朦胧中，我忽然想起，此时要是那位在阿尔及利亚经常与我联系的法国名记者、《世界报》特派记者保尔·巴尔塔出现在面前，他一定会非常惊讶，以为这位中国外交官改行了，回国当测字先生或者做小地摊商了！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天上午8点售票时，我第一个买到一张去上海的硬卧票。
另一次发生在1999年6月，我刚从驻挪威大使任上退下来不到一年。我们家里搞装修，因为没有年轻人，一切都是我和老伴张罗。那时北京装修业不发达，我们包工给一家小的私人公司，有些材料还要业主参与选购、装运。我经常和装修公司的一位师傅去商场采购材料。有时他在马路上踏一辆板车，上面放一些地砖、板材；我骑自行车在后面跟着。因为天气太热，他赤了膊。我也热呀！就只穿一件背心，汗流浃背，加上脖子上还系一条白毛巾，我就像街上常见的搬运工一样。看着前面这位师傅的背影，我猜他一定想不到后面这个能搬会扛的助手、慈眉善目的老头，不久前还是一个坐高级奔驰车出入外交场合的大使。我还假想过如果这时候遇到我认识的来访的外国朋友或驻华的外国使节，我会对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大使，能上能下亦官亦民的高级外交官！
有些年轻朋友可能会说，你所以成为普通劳动者，因为你已经是退休大使了。我现在讲一件在任大使的真人真事。他是一位我非常熟悉、尊敬的老同志，20世纪70年代末出任驻联合国大使。有一年冬天回国休假，当时他所在的外交部宿舍还没有安装煤气管道，他去外面换煤气，亲自扛了沉重的煤气罐上楼。这个情况不知怎么被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出去，一时成了西方的笑谈。而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一桩平常的事情。
（四） 根本在于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我之所以对个人荣辱得失比较淡然，还同年轻时建立正确世界观与人生观有一定关系。我常常感到六十多年来虽然我们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动荡，但我国建设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2009年10月，我回到昆山探亲，亲眼目睹了当年我前去投考中学的普通小县城，现已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开放的、相当繁华的全国百强县之冠，拥有二百多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在这六十多年里，我们党和国家在工作中确实犯过错误，走过弯路，现在依然面临不少问题。但回首国家发展的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确实显著进步了。事实证明，像我伯母那样、千千万万受损害的人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改变，由此可见，党和政府是为国内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