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小字报里，主要揭发那位领导同志的两个问题：一是民主作风差，当大使时在使馆搞家长制、“一言堂”[8]，譬如他要下面的同志听自己的话，排斥持不同意见的人；二是生活上特殊化，听说他回国时通过关系在国外购买了一台电冰箱（20世纪60年代初，部规定驻外人员不准从国外直接采购大件洋货）。
是年八九月，我所在的司的情况与外交部其他单位大体一样，起来造反的人不多，敢于揭发本单位问题的更少。我们司最早造反的是几个1964、1965年刚入部的学生，他们思想激进，但不了解情况；还有几个因家庭出身或其他问题不受重用的老科员，虽站出来造反，但开始不敢讲话。像我这样受领导信任的业务骨干、所谓的“红人”，起来造反并揭发问题的很少。由于我的小字报里揭发的材料在那时算是“严重”的不正之风了，加上我上面的身份，据说，这份小字报在司里公布后，引起不小反响，推动了我所在司的“文革”运动。这样，10月我结束“四清”运动从南方回到外交部，就在该司造反派推举下，进入了司造反组织的领导班子。
但是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我同部和司里激进的造反派头头的分歧与矛盾逐渐显露，主要表现在3个问题上：对一些领导干部的“错误”，我不赞成上纲过高，“打倒一切”；对与造反派持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以及不参加任何组织的群众，我不同意把他们划为“保守派”或“逍遥派”，“惟我独革”；对外交业务，我主张根据中央“外交大权不能夺”的精神，进行“业务监督”，不要干预司行政领导的对外工作。当时司里一位所谓保守组织的负责人说，造反派要是都像朱应鹿那样，外交部大联合可以提前实现。这样七八个月以后，我终于被部里激进的造反派头头以“调和折衷”、跟不上运动为由，从司造反组织的领导机构中撤换下来。接着我参加了部造反派里“不同政见者”新成立的组织——“临勤”，与原来那些头头分道扬镳了。
尽管如此，我在“造反”期间的一些言行，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
对“文革”中“左”的错误的剖析与认识
（二）“文革”中的错误、逆境，锻炼意志，激发奋进
1969年年底，外交部“文革”告一段落。我作为第一批干部被派往国外，恢复几乎中断了的对外工作。我记得是干部司一位中层领导找我谈话，他说：“你开始参加‘造反派’，但后来态度有变化，组织是知道的。现在‘文革’还没有结束，中东、非洲只有阿尔及利亚留一位大使，让你到那里工作，是对你的信任。”随即，他宣布我的对外职衔是随员(外交官中最低的一级)。后来，我看到一些与自己经历相同、德才条件相当的同志，因为没有造反，先后派出国时定的职衔比自己高。我参加工作16年，过去多次受到表彰，一直是积极分子，这次领导对我压低派出使用，我明白这是因为自己参加过“造反派”，“文革”中犯了“左”的错误。此前，一些激进的“造反派”受到批判，被调出外交部，而我却被派往国外工作，我感到这既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
我背着犯错误干部的包袱去阿尔及利亚赴职，当时暗暗下了决心，要好好表现，改正错误，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好干部。
1970年1月初，我到达阿尔及尔。不久，驻阿大使杨琪良找我到他办公室谈话。我首先表示自己将吸取参加“文革”的教训，不计个人得失，做好对外工作。他听了我的话，平和地说：“你的历史和过去的表现，我了解。你现在虽然是随员，但是我的第二把手（因为当时使馆中外交部派的其他外交官只有我一人，参赞、秘书都是兄弟部门的），我相信你，任命你当调研室主任。目前驻中东国家包括驻埃及的黄华大使都在国内，你关心的面要广一些，大胆工作。”他话不多，但给了我很大鼓励。在遇到挫折时，受到这样的理解和尊重，我非常感动。
信任产生力量，压力促人奋进。我刻苦工作，多想出智慧。经过广泛阅读各种报刊，反复思考中东形势，发现70年代初美国企图从越南脱身，重返中东与苏联展开争夺的新动向。在杨大使鼓励下，我写出了前面提到的，受到部通报的分析文章。我虽然是使馆里级别最低的外交官，但不妨碍发挥个人才华，作为部门（研究室）负责人，经常列席党委扩大会议，参与研究形势、出谋划策。当时其他部门，有的高级外交官与我成了朋友，善意地和我打趣说：“你是‘拉大车’（法语随员l’attaché的谐音）的，照样成为大使的得力助手，真不容易。”
真的，在阿尔及利亚的七年多时间里，尽管我曾经是“造反派”，几任大使对我都给予了充分信任，同志们也不歧视我，工作又做出了成绩，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当然，我有时也感到部里仍把自己作为“犯错误干部对待”。譬如1970年年底，外交部从驻外大使馆临时调回一批“文革”中造反的干部，集中学习一段，我也在其中；有些同志从此就留在国内。不过我并没有灰心丧气，回馆后依然埋头苦干。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发展比较顺利的知识分子，经过一些曲折、受到点委屈，是有好处的，可以使自己头脑更加清醒，意志得到磨炼。正如国学家季羡林所说：“挫折会激发人的努力，进步反而更快些”，“不平有时会成为财富”。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毛主席1961年的一次谈话。他说，不公平待遇，对人往往也是一种锻炼和教育，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我感到，个人刻苦、多思、倔强性格的形成，是同幼年丧母、苦难伯母的抚育，以及当时的家庭、学校环境是分不开的。而“文革”造反后，相当长的时间被作为犯错误干部受到的压抑，又加强了我这种性格。我甚至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在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如果不是处于逆境，没有那么一股发奋努力的劲头，我不一定能写出上述那篇关于美国重返中东的文章。
（三）“文革”中的波折促人反思，我对党“左”的错误和自己的问题有了更深认识
对于“文革”初期参加造反所犯的错误，相当一段时间内我认识不深，总觉得自己造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为了反对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反对腐败，动机还是好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通过对中央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教训文件的学习，包括在中央党校的一年培训，以及在挪威对其社会状况的观察思考，我对“文革”中犯的“左”的错误及其根源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深感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政治运动、大民主方式反腐败造成了严重后果。“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的错误和个人专权的领导体制，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只有建立民主法制，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并且实现普及教育和共同富裕，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腐败。然而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政治运动中，个人的幼稚偏激，使我容易卷进过火行动。
对“文革”中“左”的错误的剖析与认识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权势集团与私人资本勾结形成的腐败蔓延开来，引起广大群众不满，极端势力利用这样的间隙釀成动乱，是常见的现象。1989年国内发生的“六四风波”，某种程度上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时我在国外出任大使，有几天，在西方插手下，国内局势很乱，使馆一度与国内联系中断。馆内个别年轻人思想动荡，对国内“官倒”造成的腐败不满，同情北京的反政府游行。我当时作为一馆之长，以自己对“文革”中“左”的错误的反思和大民主可能被西方利用的看法，作了正面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