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人生没有平坦的路，正确对待荣辱沉浮
1998年退休后，我有更多时间接触20世纪30年代的同一辈人，包括中学时代的同学和过去外交部的同事，了解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跌宕起伏和悲喜人生。例如一位苏州中学时的同班同学，20世纪50年代初参干后在军校意气风发，1956年第一批入党。1957年整风中，依据民主和科学理念，对1955年的肃反运动提出看法，遭受批判，跌到右派边缘，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但他没有沉沦，申请去北大荒接受劳动洗礼，用保尔和牛虻精神自励，表现突出。1960年调往教育战线，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重新入党。1979年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平反，他如获解放，全身心投入到教改洪流，荣获地区工作模范称号。21世纪初，他退休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仍表示“坚守爱国奉献”，“不忘人类解放”。又如一位外交部的老同事，20世纪90年代初，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突然遭到诬告，但他坚强、乐观地挺了过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依然表现不凡，令人钦佩。这些使我顿悟：人的一生，成功与喜悦往往伴随着挫折与悲伤，只是情况和程度不同而已。只有正确对待曲折沉浮，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退下来以后，我也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了解基层，看到贫富差距和种种不平。在此基础上，我作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变化和动荡的“过来人”，经过思考，对于如何对待荣辱沉浮，有以下几点感受和体会。
（一） 从国家前途和个人理想高度来观察评价人生
2000年9月，苏州中学举行建校百年纪念活动，我们高中51届至53届校友在阔别50年之后回到母校聚会，我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大家重聚之时，才发现身边陡然出现了教授、科学家、工程师，也有解放军军官、行政干部和企业老总。稚气的风华早已不在，我们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2000年9月，苏州中学三届校友阔别半个世纪后返校聚会留念
（前排右十为校长倪振民，三排左六为朱应鹿）
大家的经历、处境各不相同，有些人比较顺利，有些则因为家庭出身或政治运动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几乎跌到“右派”边缘。一位同学在座谈会上说：“光阴流逝迅速，半个世纪倏忽而过，我们从风华正茂的少年变成了两鬓染霜的老人。”时光确实残酷，将我们打磨得粗糙、苍老，岁月不饶人啊！他发现大家的价值观和人生感悟竟是惊人的相似，感慨道：“是时代铸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爱国、敬业、坚毅、多思和乐观的高尚品格。”对此，大家不禁唏嘘，深有同感。
有一位校友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现在条件比我们差。她在会上满怀激情地说：“我们3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幸运的。我们曾目睹旧社会的苦难及内忧外患；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翻身、党和国家工作比较顺利的阶段；我们也遭受过党犯错误、特别是‘文革’所带来的严重灾难；我们上山下乡，学到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和本领；1978年以后，我们亲历了党拨乱反正，见证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有不少人没有看到这些变化，就离开我们了。”大家有的低头沉思，有的则眼眶湿润，这番话说到了我们的心坎儿里。她最后总结道：“我们‘30后’这代人的经历是何等复杂曲折，而又何等丰富多彩呀！”这位同志胸怀宽广，能跳出个人圈子，从宏观上理解幸福，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作为“30后”的一代人，亲历了党领导人民通过艰苦曲折的斗争与摸索，在发生“反右”、“文革”那样的错误和灾难后，才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过程。今天，看到祖国走上复兴之路，心中更是感到无悔和幸福。
（二） 对于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无论是政治还是物质待遇，都要知足常乐
先讲政治待遇方面的事，对于自己的成功、升迁要有自知之明，永不自满。我常常想，我的成功有不少得益于机遇，是运气好。就说1957年“鸣放”中我写的那个讽刺“党支部书记”的短剧，要在当时高校或一些基层单位，不会如此侥幸过关，说不定会戴上“反党”帽子，或受到什么处分。至于1984年8月被提拔为西亚北非司司长，我一直觉得除了主观条件外，主要是正赶上1982年之后，中央推行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批老同志退下来，提拔年轻干部。
1982年11月，中央派吴学谦同志从中联部来外交部主持工作。外交部也是“文革”中的一个重灾区。“中央文革小组”曾多次插手，“文革”初期，部里不仅有“当权派”、“造反派”、“保守派”和“逍遥派”；后来还出现“乔（冠华）章（含之）派”和“王（海容）唐（闻生）派”等等。改革开放后，这些派性的余毒，依然对干部的任用与团结产生消极影响。学谦同志来外交部不带原单位的一个干部，他作风正派、公道，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强调不算“文革”的历史账，不以派划线，主要看干部一贯的思想品德和实际工作能力。其结果，不仅使一大批干部的才能得到了发挥，而且有利于外交部干部的团结。说心里话，他这样做着实不容易。从我们党来说，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斗争，简单对人用“左”和“右”划线已成为深重积习。就个人而言，学谦同志在“文革”中长期受到严重迫害和打击，但他对一般参加造反的人不存成见，采取了宽容谅解的态度。
感悟人生没有平坦的路，正确对待荣辱沉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外交部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包括政治运动中属于不同派别但为人正派、善于思考、有一定才学的人，陆陆续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我也是在这个阶段，经过一番周折，受到起用的。学谦同志作为当时部的主要负责人，其胆识和慧眼功不可没。今天斯人已经作古多年，但他的伯乐风格，仍为部里不少人所怀念。
这件事，不禁让我回忆起在国外任职时，一位艺术家向我谈起他遇到伯乐的逸闻。这位艺术家就是廖昌永，今天他成为享誉中国乐坛的名人，但发现他的伯乐是谁，恐怕就鲜为人知了。我书的前面提到1997年8月，廖昌永在奥斯陆歌唱大赛中获得金奖。当时我作为大使为他举行便宴，以示祝贺。我们就在市郊的大使官邸客厅临窗的一张小桌上进餐。外面小院里阳光和煦，绿树成荫，微风轻拂，我们边吃边聊，轻松愉悦。廖昌永告诉我，他出生平常人家，在南方一座小县城念中学。一位老师发现他有歌唱才能，人又勤奋，推荐他去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就这样，他幸运地进入了中国音乐界。我想，要是没有这位中学老师，恐怕也不会有今天的廖昌永。真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
1997年8月，廖昌永在奥斯陆获得歌唱大赛宋雅王后金奖后，朱应鹿（左一）和童心礼（左二）去后台祝贺时的合影（廖昌永左边为他的夫人）
关于物质待遇，在21世纪初我退休下来的最初几年里，月收入两千元刚出头，比中央、北京市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同级干部少，但较部分事业或企业单位的人员多。我的退休金等于中等略偏下的工薪阶层收入，但我是满意的。因为家在北京市方庄地区，我常常去附近的天坛公园晨练，结识了不少老人，也算占据了“地利”、“人和”。有一回，一位从中央事业单位退休的中层干部，慢跑之后与我聊天，抱怨他退休金少，一月才1700元。差不多同时，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一则关于分配不公的报道，披露一位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干部，从东北某地方企业退下来，月收入仅1300元，我对他们寄予同情。值得慰藉的是，不久中央决定提高部分收入偏低的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但通过耳闻目睹，我了解到国内不少工农劳动者和一些弱势群体的生活仍相当艰辛。在我们宿舍楼前的便道上，以及附近地下通道周围和两侧，有不少小贩摆地摊，有的还是鬓发花白的老人，他们在地上蹲一天，也做不了多少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