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时期是从1960年到1966年，属于资料室的建设时期。经过10年的建设和发展，资料室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和水平，资料员也具有了一定工作经验和专业水平。当时有系属的，也有属于教研室的资料室，全校一共有27个资料室，工作人员有88个，学校明确了资料室是教学的基础、科学研究的前提，资料室的性质是教学和科研的辅助机构。
第三个时期是新的发展阶段，从1978年到1994年，这时期制定了资料室新的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资料室是以资料研究工作的成果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机构。资料室已经发展到22个，工作人员有133名。
在我校信息资料发展中，“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对我校信息资料事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创建五十多年来，特别是人大复校三十多年来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它创建和增设的学术性报刊资料已有一百多个专题。“书报资料中心”为校内和社会上千千万万学者、专家、高等院校师生和各级党政决策人员服务，在收集报刊资料，提供大量经过整理和筛选的科学信息和资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资料室一般的工作，比如管理图书、搜索资料索引等都有共性，但是每个资料室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例如哲学系的资料室和国政系的资料室有所不同，需要按照各自专业的特点开展工作。哲学系资料室抓住哲学学术讨论的特点，研究出自己的成果；国政系资料室编了十几本专业的材料，像第二国际的材料、第三国际的材料等，也很有成果。
我和方华同志的友谊和工作联系
我在北师大和方华同志在工作中建立了密切的同事关系。方华同志是哲学系的主要领导之一，兼任北京市哲学会的秘书长。人大成立之初，方华同志就是马列主义教研室里非常有声望的老师。哲学系成立以后，他当了系的副主任。他比我大五六岁，解放以前他是北京燕京大学的学生，学的是经济专业，后来参加了解放区早期的华北学联，大概是华北大学新1班或新2班的学生。我比他晚些，是15班的学生。
之所以专门谈到他，是因为在多年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与我的关系非常好。在北师大的时候，学校组织开设“社来社去”理论班，他是领导人之一，我被派去当他的助手。当时我的教学任务是讲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我的讲稿由他进行审阅。我讲课是在1976年，课堂经验不够丰富，他总是来我的课堂听课，然后给我指出意见和建议。有一次我上课去得有些晚，他怕我迟到，特意在楼下等着我，看见我来了才放心。另外我讲中国现代史，他就组织理论班教学的老师听我预讲。我在昌平给学生辅导哲学课时，他还帮助我修改辅导提纲。
人大复校以后，方华同志是哲学系的系常务副主任。20世纪80年代初评高级职称，当时学校有144个资料员，图书馆有一百多人，最后只评了7个人，竞争相当激烈，所以当时叫“试评”。当时校图书馆、哲学系、党史系、财政金融系、新闻系各1人，国际政治系2人。正是由于方华同志对我的大力支持推荐，哲学系的这个名额才落到了我的头上。
后来我们创办的《哲学学术动态》杂志，也得到了方华同志的大力支持。当时我做副总编辑，他是总编辑，每次定稿，开始这一段都是我组织的，最后审阅定稿由他签字。
《哲学学术动态》创建以后，哲学系的领导经常组织哲学系的教师参加重要哲学课题的研究会，方华同志也邀请我参加研究会。
我和他私交也很好，他经常到我家来聊学术问题和国家政治形势问题。听说他搬家，我也没有二话，立刻去帮忙张罗。我们的这种友谊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来他得了病就不认识人了，79岁时去世。
我的家庭
我爱人叫庾质玉，祖籍在广东肇庆，但她出生在北京，以前家住在北京南口，后来搬到西直门内大街，又搬迁到宣武区铁树斜街。我与爱人也在北京相识，说来也巧，我们两人见面没有介绍人，当时她的单位是直属卫生部的北京妇幼保健院，办了一次舞会，我到她的单位去跳舞，这样我们就彼此认识了。
我爱人长得很漂亮，非常体贴人，初次见面时，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她是卫生部直属妇幼保健实验医院的助产士，工作比较繁忙，有时约好见面却因为工作脱不开身，我在北海公园附近厂桥电车站，经常一等就是几个钟头。
我们相爱几个月后，于1952年12月27日结婚，当年我24岁，爱人23岁。我们在位于铁狮子胡同（现张自忠路）的小礼堂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当时参加婚礼的朋友还来了不少，很多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师都参加了，教研室资料室的老领导王南同志是我们的证婚人。结婚时我们没有房子，借了学校一间水房作为婚房，就在东四九条5号，生活条件特别简陋，屋里还有露在外面的水管子。
1953年11月25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孩，取名艾向群。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儿子出生后就住在我岳母家，由岳母帮我们照看。岳母家在北京宣武区铁树斜街，位于虎坊桥附近，每个星期六我爱人和我休息时去看看孩子并帮助料理家务。
1953年3月，与夫人庾质玉于北京留影
1955年10月1日，与家人在中山公园（从左向右依次：岳母、外甥、儿子、艾众、艾众爱人）
到了1954年，学校分给我们一间房子，全家人终于住在了一起，这才算真正有了家。当时，我儿子仍住在我岳母家。1961年，我的儿子开始上学，进了人大附小、人大附中，后来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北京海淀区运输公司工作。人大复校以后，我想把他调到人大的工业经济系当教师，当时找到了工业经济系跟我比较熟悉的一位领导，叫塞风，他让教员对我儿子进行了学业测试，成绩合格后就同意接收他了。但是儿子的原单位运输公司不放人，还是想留他在公司继续工作。这样一来，儿子的工作就没调成，一直在运输公司干到现在。之后他在公司里的工作有了起色，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开始搞汽车的节能工作，现在是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1960年我们的女儿艾向如出生。女儿出生以后，我爱人就生病了。因为我爱人当时在医院，孩子的接送都是我管。我的女儿也是在人大附小和人大附中上的小学和中学。1969年我去江西时，把女儿带在身边，她跟着我在江西待了3年。回来后上了人大附中，后来她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在那里学习了4年。之后到武汉工业大学，考上了在职研究生，评上了高级工程师。现在她在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搞经营管理工作。
1964年6月1日，全家合影
1974年，与爱人在人民大学“林园”
爱人在生女儿的时候得了脑出血后遗症，1963年她就辞职在家，后来到人大“家委会”帮助工作。1973年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后，她当了居委会的主任和支部书记。1989年她60岁的时候从居委会退休，现在在家休养。
我的儿媳叫郑文娟，原来是向阳机械厂的干部，后来调到包装厂做统计，之后又调到《人生》杂志社当办公室主任，一直到去年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