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河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到我家看稿子，表示可以采用。1990年写完后，我把书稿交给出版社，清样都排出来了，但因为当时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对“新三论”的认识都不够，所以书的征订数不大，印数不够。出版社有规定，每个编辑出书都要有业绩，一年要挣够一定数量的钱，要为出版社赢利，我的这本书因为印数不够，出版社编辑担心出了要赔钱，所以就不敢出了。
出版不成，我就要了一个清样存档。后来，这本书又被科学普及出版社和老教授协会的一个出版社看中，但同样都因为印数和经费问题没有出版成功，所以这本书到现在我只自己保留了一本。
创办北京高校情报资料工作研究会
从1989年开始，我出任北京高校情报资料工作研究会理事长，一共任职了3届（4年一届），共12年。
学会创办之前，我是北京地区中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当评委的时候我就发现情报资料工作虽然隶属于图书馆这个行业，但没有专门的负责人把它组织起来，也没有自己单独的机构，于是我就有了创办一个民办机构来组织情报资料工作者的想法。但考虑到建立新机构要到民政部注册，手续繁琐，于是我就将这个研究会安排在北京地区图书工作委员会（简称“图工委”）下，直接受图工委的领导，这样就省去了注册的程序。
筹办初期只有我一个人在负责具体事宜，工作事无巨细都要由我来负责，我感觉有些势单力薄，当时北大图书馆的领导潘永详是图工委的副主任，他了解到这个情况，为我的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
为联合更多的院校，我先发出了一份倡议书，介绍了成立研究会的宗旨，很快就得到人大、北大、北工大、北医、首师大、清华、北师大七所高等学校的承办响应。之后我就开始亲自约请工作人员，我通过个人关系找了清华、北师大、北工大、人大的领导，邀请人大经济学院的史象春老师当研究会的秘书长。史象春本人很愿意接受这个工作，答应帮我筹备研究会。可是他所在系的主任不太愿意，我就亲自找到该系主任，全力说服，最后得到了系主任的支持。
筹建研究会的初期一共只有三个人，我、秘书长史象春还有北师大的张淑芬。张淑芬原来是《哲学学术动态》的编辑，和我比较熟。我们三个人和北京图工委一起协商订立章程，研究会的工作任务等，打算通过学会把北京地区高校情报资料人员联络起来，大家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聚在一起研究工作、加强交流、互相学习、提高业务。
随着研究会的发展，研究会队伍也壮大起来，北京地区的三十多所大学的图书情报、资料工作者都加入进来，研究会拥有了三百多位会员。
随着研究会的发展，研究会内部的组织系统也相对复杂起来，开始下设分会。分会有两类，一类是专业分会，比如科技分会、经济分会、政治理论分会、文史分会。科技分会由北大图书馆情报室主任丁有俊担任会长。分会把北科大、农大、林大、首师大、北理工等大学联合起来，经常召开专门会议，并和这些学校图书馆一起搞活动，还先后出版了三本书。我们的研究会在某些高等学校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时，有的高校还布置有该校的情报资料图书成果展览，如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学校，每次我都去参加。再一类分会是在各所高校里建立的分会，当时我们在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财贸学院等学校都建立了分会。召开分会会议的时候，我都去参加并在会上宣布各校分会领导人的名单。各学校对分会成立非常重视，比如清华大学、广播学院、北京经济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的副校长都应邀参加过我们的会议。
创办研究会期间，为扩大宣传，介绍资料工作经验，我经常到各学校作专题报告。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财贸学院、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每次我都讲两三个小时。报告的内容就是介绍情报资料工作的方针任务、内容以及情报资料工作的发展。
除了这几所学校外，我还到教育部所属单位举办的图书情报资料工作培训班讲课。另外，还在全国社科资料研究会作过一次报告。很多同行对报告很感兴趣，上海师大的一个资料工作者在听完报告后还把我的讲稿借去复印，回去后继续研究。
我们研究会经常举办活动，两年开一次全体会员大会，会议地点就设在人大或者清华大学。另外，每年开一次扩大理事会，这些会议大部分是在人大开，在会上由会员做专题报告，供大家交流工作经验。除此之外，我们也邀请其他专家来研究会做报告。
另一方面，我和秘书长要参加图工委每年的工作，制定计划、交流情况，还要参加评估北京地区图书馆和资料室的研究成果。1998年，进行了第一次评选，当时我被邀请当评委。评委都来自于北京主要高等院校，像北大、清华、北航等。我们分了三个组，我和清华两位教授在一起合作，先是专业组评，然后集体评。一等奖一个——北大主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二等奖有《人大图书馆的分类法》等。那次一共评出了21项成果，评选结束后还为获奖者颁发了奖金。
研究会一共出了4本书，有两本书是对外公开发行的，一本是《高校图书资料工作新探》，还有一本是《二十一世纪图书情报资料工作展望》，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研究会的会费不多，后来我们向学校申请，才又得到了一些补助。
研究会建立起来后得到了同行的肯定和称赞。因为研究会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同行之间可以经常开会互相探讨问题、交换情况。这改变了以前各校资料室只有两三个人的孤立的状态，使资料室相互之间取得了联系。通过这个组织机构，联系起了北京地区几百个同行，这是我们研究会的一大成就和功绩，也是当初设立这个研究会的初衷所在。
创办北京高校情报资料工作研究会
2001年4月，研究会开展到第四届时，由于任职时间太长，年岁过大及有些耳聋等原因，我就卸任了。新一届委员会、北京图工委研究与中国图书馆协会联系，将我评为“一九九七—二〇〇〇年度中国图书馆协会先进工作者”，并为我颁发了证书。
艾众获1997—2000年度中国图书馆学会 先进工作者证书
参加人大校史的编写
1994年，我受学校高等教育研究室的委托，编写人民大学资料室的发展史。我用了几周时间，去学校的档案馆，查阅了从1950年到1994年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行政档案中有关资料工作的会议决议和条例，还有工作总结的报告。而后我还走访了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资料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如法律系的长风同志，还有工经系、经济系、国际政治系的老同志，向他们详细了解了学校资料室的组成情况。
1994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分类法》（第六版）修订工作第三次会议合影（前排右六为艾众）
写成的人民大学资料室发展史分三个部分，大概有1万多字。
第一个时期是创建时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以后，学校决定成立资料室。1950年建校初期，有8个系41个教研室，其中系属35个，直属教务部的教研室有6个，每个教研室都设有资料室。那时候学校开会经常交流资料室的工作经验，研究资料室的工作任务。初期在资料室工作的同志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一般都是中学毕业，大学水平的比较少，大家都没有工作经验，都是边干边学。有的资料室还有苏联专家来参加指导，我们教研室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览室的建设就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当时认为资料室是研究教学方法的机构，这是第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