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1976年一直到1978年社会上都在探讨这个政治问题。当时，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他主张一切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毛主席说的话都是真理，不能够推翻。而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解毛泽东的思想要从整体上出发。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央的决策引导下进行了广泛讨论。胡耀邦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央主办的期刊《红旗》杂志没有表态。后来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公开出版哲学方面专著
这些哲学问题都是解放后几十年来一直在讨论的重大学术问题，也是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这本书都没有回避，一一进行了介绍。一番周折后，我们最终找到吉林人民出版社，在他们的帮助下，1983年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这本书共搜集了61个问题，有60万字，其中我负责编写了40万字，李唤同志编写了20万字。前期的辛苦努力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本书作为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重点书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了出版消息，在社会上取得了很大的发行量。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给每个教员都发了一本，香港的中文书店也有这本书出售。
改革开放后，我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教学与研究》、《人大学报》、《国内哲学动态》、《社会科学评论》、《现代哲学》、《高校图书馆》、《理论通信》，重庆《天府论坛》杂志以及人大出版社出版的《哲学辅导材料》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
开设哲学学术讨论课
1962年至1963年，我在学校里讲过一段时间的哲学学术讨论课，人大复校以后，我在哲学系办的哲学研究班讲过关于唯物辩证法几个学术问题的讨论。我被评为高级职称后，主动向系里提出来要开设哲学学术史的讨论课，主要讲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学术问题的讨论。后来得到了哲学系批准，并印制了课表，发放到各个系，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来上课，考核成绩算入学分。我分别为七九届、八〇届和八二到八五届学生讲课，还有研究生博士生来听课。
我这门课开设后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课上大家互相讨论哲学问题，气氛比较活跃，党史系、新闻系、马列主义研究所这些外系的学生也来选修这门课，考试参考书目就是《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这本书，学生们都到图书馆争相借阅。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1988年我离休，这门课我开了将近10年，后来我在党史系的课堂上也专门讲过这门课，因为授课形式新鲜，受到学生的欢迎，哲学系为各地方开设的哲学班的哲学干部也都很愿意听。
我讲解“哲学学术观点”时，介绍了唯物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课题，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在新的更高层次上有重复，这种重复不只是形式上的还有内容上也有相同的特点，学生在课堂上争论较多。课下还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到我家里与我探讨其中的哲学争论问题。
学生评价说：“老师，您这种讲课方式很好。”《人民大学学报》还作相关的报道，评价我的讲课内容“别有一番新天地”。
讲授系统科学理论
系统科学是20世纪初期在美国兴起的现代技术科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到我国，引起我国理论界的极大重视。我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针对这门学科写过一本教材，在报刊上和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当时这门学科属于横断性学科，是现代科学研究中一种新的成果，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科学、环境科学、管理科学都广泛地应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这门科学传播得比较广。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学习和研究系统科学，在《教学与研究》[4]、《社会科学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天府论坛》杂志和《国内哲学动态》上发表了六七篇文章，在学校内引起更多人对这门学科的关注。
1985年，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老师的邀请，我到公安大学讲授系统科学这门课程。因为科目比较新鲜，所以来听这门课的学生很多，我一共讲了两三次，课下征集了其他老师的意见。如果要总结这门课程的不足，那就是我讲这门课时的理论性还比较强，不够生动具体。但因为系统科学属于新知识领域，学生们参与听课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这个时期，在西安召开全国哲学界讨论会，会议议题与系统科学有关，因此我发表过的介绍“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三篇文章被重新打印，发给200多位与会代表，供他们参阅。另外，人大的很多老师也专门找我探讨这个问题。
后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孟宪鹏老师主编了一本书，叫《智慧方法论》。这本书共有四编，其中我写的是《系统科学的智慧》，包括系统科学方法、系统工程方法、信息论、控制论、模型化、反馈方案。当时他约我写了其中一编。我先期写了30多万字，他选用了其中的11万字编入书中。有意思的是，书出版后，当时的稿费就用40本书充当，后来还是我自己委托新华书店把书卖了，一本书39块钱，大概赚了1000多块钱。20世纪90年代1000多块钱可算是大钱，能顶好多事儿。
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专业活动
从1983年到2001年的18年间，我先后在20多所夜大和民办大学里讲授哲学课，包括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5]、广播电视部的业余学校、科学院职工业余学校、物理研究所、燕京华侨大学、北京民族大学等。我们学校党委书记张腾霄特意找到我，介绍我去培青学校授课，在那里我讲课时间最长，一下子连续讲了5年。
我给学生上大课，小的班级一堂课有50个人，最多的有二百多人。我讲这门课主要是根据教育部制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和自学考试哲学的特点进行，其中，在总工会职工大学，培青学校都连续讲课5年，一般每门课讲60课时以上。为了能让学员清楚地记下我讲的内容，我故意把语速放慢，有时甚至还在重点部分重复一遍。当时学生是自学考试，我讲课有侧重点，学生可以根据我讲课的讲稿进行复习，这样班里大部分人都可以考试过关。如此一来，我的这门课在广大职工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讲课过程中我接触学生的机会比较多，尤其和职工们接触得比较多，所以我很了解他们对课程的想法。我问我的学生：“你们听课还看教材吗？”他说：“不看，就根据你讲课的内容进行复习考试。”当然，有的学生也提出了一些意见，觉得课上的一些内容在现实中用不上，但其实这门课主要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确较为注重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宣传教育还是很有意义的。
2000年，我给在北京上地的一家电脑公司讲经济学，通过录音的形式进行了20个小时的授课。经济学对我来说是一门较新的学科，我在上面投入的精力很多，要现备课，除了教材重点选择外，还要搜集与现实有关的材料，边讲课，边备课，任务比较重，用了一个月才讲授完。另外，我还参加了人大北京地区自学高考的评卷工作，各系教授参加评卷，一年评两次，每次试卷量比较大，一次需10多天，连续评了七八年。
撰写《“新三论”理论和方法》
1988年我离休后，开始进行《“新三论”理论和方法》一书编写工作，内容是“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用了两年时间写作。这本书汇集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当时在学术界流传“老三论”和“新三论”两种理论。“老三论”指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先后创立并获得迅猛发展的三门系统理论的分支学科，包括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新三论”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确立并获得极快进展的三门系统理论的分支学科，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的主要创始人普里戈金是比利时的一位科学家，该理论来源于热力学；协同论是德国科学家哈肯提出的，是受激光学启发而发展起来的；突变论最早由法国数学科学家托姆提出，主要是运用数学知识讲外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