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审结束后，财贸学院图书馆的领导约我们人大的同志一同参观了石家庄郊区的正定大佛寺，那里是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的场地之一。我们还去了石家庄西边几十里地外的松岩山，欣赏了那里的美景。
1987年6月，艾众（左一）与人大图书馆同事、河北经济管理学院人员在石家庄松岩山
创建《哲学学术动态》杂志
1978年下半年，人大哲学系领导，负责教学的老师要求我们给学生讲解哲学学术讨论问题，本来让我们在系里给学生开课，后来是与我合作的那位老师更愿意搞书面写作工作，于是我们就创办了一个杂志，叫《哲学学术动态》。名字是我提出来的，经过讨论大家觉得不错，就这样定下来了。开始我们资料室以哲学系的名义出版这个刊物，发行到1980年，第10期，北京市哲学会提出和我们合作出版这个刊物，商定我和北京哲学会的李毓英同志任副主编，主要由我来组稿、定稿，形成刊物初稿。主编是哲学系的领导方华同志，他是北京哲学会的秘书长。
这本杂志是双月刊，主要内容是反映当前哲学学术的争论动态、哲学新的观点。第一期是油印的，从第一期到第九期都是我们哲学系主编的，稿件主要由我和胡素卿老师来选编，同时也请哲学系教师给我们投稿。
1980年3月到1986年2月间，北京哲学会加入到我们的杂志编辑部，从第10期开始一直到第46期，哲学会为我们编写稿件。1986年8月到1987年10月，我们的杂志扩大了队伍，参与编辑的又增加了北大、北师大几个单位。1988年2月到1989年，清华大学、北航、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也加入进来，这样一共就有7个单位共同参与杂志的编写工作。
这本杂志的出版在我们哲学系具有开创性，因为之前还没有任何一所学校的资料室出版过杂志，只有人民大学我们哲学资料室一家首创先河。我们从两个人开始干起，直到后来几所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哲学同行七八位同志都加入进来，成绩显而易见。我们还请了教研室的相关同志帮助工作。稿件采用后没有稿费，如果有人供稿被我们采用，我们就给作者5份杂志作为报酬。后来，人大、北大、北师大、哲学会提供了赞助，一个单位一期出1000元钱作为经费。北航、清华大学和广播学院加入后，每期也提供500元钱，这样这本杂志一共连续办了十几年。
我们办的杂志，在发行期间刊登的哲学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文章，每一篇学术报道都涉及几十篇有关哲学讨论问题的文章。资料来源比较全，有不少文章人们都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有一位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对我们杂志刊登的文章很重视，他说他掌握的资料都没有我们多。也有哲学教师跟我说：“你们的学术争论文章对我们很有帮助，我每次备课都把你们文章放在前面，看一看当前哲学学术问题争论的状况，以充实讲稿内容。”由此可见，我们创办的杂志，成为了很多高等学校同行进行教学、研究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参考工具。
我们这个刊物发行以后在全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高等学校的同行以及其他杂志社也比较重视我们这本杂志。《新华月报》杂志还提出跟我们交换刊物。
《哲学学术动态》杂志
当时人大党委也对这份杂志特别关心，好多次让我书面汇报杂志创办过程及有关的情况。我在杂志上发表的稿件比较多，开始有时候一期写两篇，后来就稍少一点，但是每一期也有一篇哲学学术方面的材料，总共有六七十篇。1988年我离休以后，杂志又出版了几期，但大家普遍反映它的质量不如原来好，在这之后，这本杂志基本上就不怎么办了，直到1989年停刊。
公开出版哲学方面专著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各界对哲学问题的讨论异常热烈，从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各种新观点层出不穷，各方对哲学问题的讨论持续不断。毛主席特别喜欢哲学，战争年代，他就运用了许多辩证法的思想来指导革命战争，他本人对辩证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很深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多次提出要学点哲学，学点逻辑学的号召，这推动了社会上关于哲学问题的讨论。与当时社会相联系的是，当时的讨论还把许多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我和资料室的李唤同志共同编写了《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一书。
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报刊上刊登的文章中，有关哲学方面学术争论的问题比较多，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方面文章量比较大。这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出的“双百”方针的指导思想直接相关联。这时我在人大主办的《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王南同志的指导下，开始着手写哲学学术讨论方面的文章，在该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这方面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若干问题讨论的简介》。
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比较大，引起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这三篇文章都转载于《新华月报》上。我发表的《质变、量变、部分质变问题讨论的简介》一文中引用了东北一所大学一个“右派”文章的观点，这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他们打电话问人大常务副校长胡锡奎这件事，胡校长就找王南追查这个问题，王南同志找我问这个材料是怎么回事，我解释说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右派”。接着，我写了一个书面检讨，登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这件事才算过去了。
艾众、李唤编写的《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
当时人大哲学系领导并不支持我写文章，系主任转告我，不要搞这种“小玩意儿”，应该集中力量搞好资料室工作。我当时感到很茫然，不知道怎么才叫搞好资料室工作。后来，我们资料室三个人商议了一下，考虑到哲学资料室工作就是以写哲学学术讨论文章为主要工作，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就决定坚持我们的做法，在这方面下大力气。
这本书于1963年编写完成，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早已答应我们要将书稿出版。1964年等我们把书稿交到出版社后，却由于时逢 “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政治气氛变化较大，社会文化氛围紧张，出版社对书中涉及到的某些内容有所担心，所以这本书被退了稿，没有能够出版。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这本书非常有出版价值，希望人大出版社能够提供帮助。当时人大出版社不敢做主，说由哲学系来管。我们想自己找出版社，于是就联系了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也有帮助我们出版的想法，但他们把稿子要走后看完又犹豫了，因为当时书中内容涉及许多政治问题，话题比较敏感，比如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讨论，当时中央党校由杨献珍和艾思奇主导，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时期有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看法不一样，以及我国50年代经济基础的特点，讨论得比较激烈，因为它和当时政治问题联系得比较紧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思维和存在有没有统一性”。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是唯心主义观点，艾思奇认为是辩证法的观点，讨论比较激烈。
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一个叫“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讨论。听说毛主席主张“一分为二”，但有一派提出既有“一分为二”又有“合二为一”，听说康生问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毛主席说还是“一分为二”。中央很多人的表态即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没有“合二为一”。从1963年一直到1964年，这个问题被讨论得比较热烈。凡是主张“合二为一”也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人都受到了批判。杨献珍即为此受到批判，被撤消了高级党校校长职务。这期间我们为此还编写了“一分为二”、“合二为一”讨论的日志，是王南同志指导我们编写的，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