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招收的学生增多了。解放前，普通家庭的孩子即使学习成绩优秀，面对教会学校昂贵的学费，只能无可奈何地放弃求学。现在国家不仅出台政策鼓励工农子弟上学，还为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助学金、衣服补助、鞋帽补助，过去哪有？想都不敢想。
老师们不再清苦，待遇优厚了许多。学校重视人才，专门拨款建造教师宿舍，解决住房难问题。老师没有了后顾之忧，更加专注于教学研究，随着师资文化水平的提高，教学质量也再上一层楼。
母校重视体育锻炼的传统犹存。有一年，全国中学生体育运动会的主会场就设在武汉四中。为了保障赛事规模，学校专门修建了更加正规的体育场：可以容纳四千多人的大看台，一万多平方米的运动场，400米的标准塑胶跑道；还建有高级的室内运动场；2500平方米安全舒适的运动员中心，住宿环境舒适、安全；还有大型游泳池等配套设施。
校领导详细地介绍了学校的情况，言语间自然流露出来的自豪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们。简陋的光荣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学校专设的荣誉室，荣誉室四面墙上全部陈列着奖杯、奖状、锦旗，让人目不睱接。
在湖北省，母校也是很出名的重点学校，如果用北京的学校做类比，武汉四中相当于人大附中、四中、八中级别的学校。母校的头衔特别多：“武汉市的十佳校园”、“湖北省示范中学”……总之市里、省里给它很多荣誉。不得不说，国家为母校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使母校具有良好的教学风气、高素质的师资、优越的体育设施和现代化的校园，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紧随时代潮流，百年老校历经风雨仍朝气蓬勃、誉满一方，活出了自己的风采。
中南矿冶学院简史
我在中学的成绩虽然并未优秀到拔得头筹，但稳居中上等的水平，自己估摸考大学不成问题。高考将至，依旧不开夜车，仍按自己的习惯坚持高效率的学习方法。
通过社团、社会活动的锻炼，我开朗了许多，有很多良好的品质也在这时形成，例如虚心求教。我经常向周围的同学们请教问题，一起讨论课本知识，受益良多。我很清楚知识的海洋浩瀚无边，穷尽一生，追求到的也只是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所以，即使后来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教授，我也从不把自己摆得很高，总认为学生们很聪明，我不懂的还很多，他们的智慧很值得汲取和借鉴。
我的身体不太好，高三时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静养了很久。当时我没有特别的追求，只要能继续学业就很满足了。
关于报考大学的志愿，当时我的目标很模糊，在校长的洋房里集中学习期间，曾与他谈过未来的打算。
经过了中学六年的学习成长，风华正茂的我们考虑最多的，还是祖国的前途和国家的建设。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学生考虑问题的方式，心怀天下的胸襟是在时代背景下油然而生的。现在祖国经济腾飞，国家建设已是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所以，为了国家建设需要，填报大学志愿成为了一种常态。说到底，这与安定的社会状况亦是息息相关的。
以为国家建设做贡献作为选择专业的指导思想，我十分赞同。毕竟新中国刚刚成立，内外形势严峻，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抗美援朝，我认为战争可能延续，炸药是战争的重要资源，会有大用场。鉴于我的化学成绩很好，最初有意选择军工专业。
我闲暇时随手翻阅志愿书，偶然发现了冶金专业。那时中国冶金业刚刚起步，是国家的软肋。选择军工还是冶金，我犹豫不决。挑来选去，最后我下定决心报考中南矿冶学院冶金专业，并且被录取了。
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要求国家各个部门向苏联学习。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口号，而是贯穿到方方面面的行动与改革之中。
1952年，国家教育部门决心对高校进行一次大手术，开展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清华原来是综合性大学，后来变成工科了；北大成为了理科学校。后来还将一些学校中的某些工科专业分离出来，组建新的专科学院。因为苏联创办了大量的专科学校，我们的国家完全照搬了苏联的办学模式和教学计划。
中南矿冶学院的诞生，正是学习苏联经验，推行苏联模式，实行高校体制改革的结果。1952年初，国务院正式批示将中山大学、北京工业学院、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6所院校的冶金系、地质系、采矿系、选矿系分离出来，优化组合成一个新型的有色金属领域最有权威的高等学府——中南矿冶学院。
1952年10月，中南矿冶学院正式成立。首任院长是陈新民教授，他曾在德国一个著名的大型企业担任厂长，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兼秘书长。
漫步校园
中南矿冶学院校址选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南麓的左家垅。抗战时期，这里有清华大学战略转移的临时校址——“和平楼”与“民主楼”，中南矿冶学院就在这两栋楼的基础上办学。从空中鸟瞰，主楼呈现工字形。
报到当天，中南矿冶学院在长沙市黄泥街设立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我在长沙车站下车，接待人员安排新生们及时渡江，再乘坐公交车直达院部。一下车，清新的空气夹杂着草香扑鼻而来。校园四周自然环境优美开阔，主体建筑整体外观良好，但看着身边流动的人群，我开始担心建筑的容纳能力。
不出所料，学院首届招生就有一千六百多名新生，加上原有教职工三百多人，房少人多，拥挤是不言而喻的。
“和平楼”和“民主楼”内部全是大教室。由于没有学生宿舍，大家只好住在大教室里，十几个或二十来个人一间，上下铺，床铺都是双层床，哪能与现在的大学住宿条件相比，一个房间只住4个人或6个人。我们能住在教室里就已经很满足了。两个人共用一张书桌，自习时用，饭桌也是它，没办法，只能是它了。
学校也没有自来水。好在靠近大山，还有个池塘，所以饮用水的主力军是山泉水和井水。早晨我们一般都围着池塘洗脸、刷牙，因为到其他的地方要排长队。反正池塘很大，随便哪里都可以找个空地，悠哉游哉地洗漱，这也是一种饶有风趣的学生生活。
当时，“民主楼”的二层设有一个礼堂。这个礼堂可不简单，功能齐全，“六位一体”，可以在一千六百多人的会场、大班教学课堂、电影院、运动场、娱乐室、食堂六种角色中随意切换，“全自动人工智能”，被我们笑称为“六用礼堂”。
上课、开会，没有桌椅，学校给每人发一个小板凳。如上投影几何课、俄语课和政治课，二百多人坐着小板凳挤在一块儿。课堂的地面都是平的，老师站在前面讲课，坐在后面的同学视线中只有黑压压的后脑勺，完全看不到老师的身影。大家都觉得只要授课的声音清晰，也就无所谓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生活，虽然艰苦了一些，但渐渐地我们也习惯在苦中作乐。
国家对大学生的津贴很丰厚。按照规定，湖南地区大学生每人每月伙食费9元钱。当时的物价水平就是1分钱1个鸡蛋，因此9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早餐提供大米粥、馒头、花生米、榨菜；中餐是八菜一汤；晚餐是六菜一汤，有鱼有肉，比家里吃得还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