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每月1张澡票，不可以每天都冲凉。洗澡的棚子是临时的，特别简陋，淋浴、水龙头都没有，大家就拎一桶水进去洗澡。
在中南矿冶学院学习期间，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却与日俱下，父亲的工资水平持续下降，工资从一百多元降到60元时，靠父亲一己之力养活全家七口就很紧张了。母亲也接一些织毛衣的零活，偶尔也为人订课本、糊火柴盒以补贴家用。生活的困窘，从我的着装上显露无遗。那时的夏天我就穿着布草鞋。草鞋是用草编的，布草鞋是用布条编的。鞋匠们收购旧胶鞋底子，再配上用布条编成的鞋面，就上市出售了。不过同学们都不计较这些，也不攀比穷富，当时社会风气就是这样的。
大学最后一年，国家经济困难，就不供给餐费了，我只好申请免餐费。助学金分为4元和6元两个等级，申请的人很多。我是干部，要考虑其他同学的利益，就没有申请。最困难的时候，我甚至没钱买生活用品，向家里求助又怕加重父母的负担。宋光淑和易文章与我很要好，看到了我窘迫的状况，他们悄悄地对我说：“那我们支援你吧。”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头一暖，也就踏实了许多，但还是很不好意思。从小到大，我从没为了钱而为难，但当时确实没有办法了，就接受了他俩每人每月平均一元钱的支援，这样才度过大学最后的光阴。
学校没有图书馆、没有球场，操场成了文体生活的全部舞台，后来条件慢慢地好一点儿。周六晚上，我们就到礼堂里跳舞，男多女少，通常是男生的舞伴还是男生。有时，周末晚上学校也放映露天电影。
客观条件受限，我们就开创新的娱乐方式。班上同学们感情融洽，我们经常结伴出游，自办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1953年5月，中南矿冶学院冶金系1952级一班大一时团日活动合影，二排右一为陈鹤鸣
学校依山傍水，只要走出校门，就可以享受到最健康前卫的运动方式——登山运动。登山的人非常之多，大家都把登云麓宫视为锻炼意志、陶冶精神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周日下午，时常几人相约，爬山看景。山间小路迂回曲折，裤脚掠过蓬松的灌木丛沙沙作响，仿佛在控诉我们“野蛮”的行走方式。站在岳麓山半山腰处，近处俯瞰，校园犹如绿水青山间的滴翠田畴；远眺清澈透明、流淌不息的湘江水，宛如一面镶嵌在大地之上的宝镜。有时云雾若隐若现，景色愈发美不胜收。
漫步校园
到了大二、大三，环境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等到毕业的时候，宿舍、教学楼、各种场馆都建好了。2000年，由中南矿冶学院发展而来的中南工业大学与湖南医科大学等几所院校合并，易名中南大学，现在可以排在全国工科院校的前十名。学校培养了不少知名院士，给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学校的一些科研成果，像飞机刹车片，也销售到国外，发展得有模有样。
学习计划
苏联规定大学学制为五年，所以当时国家的教育计划大多以五年为周期。中南矿冶学院情况特殊，学制四年。
苏联的教育制度独具特色，日常采用六小时一贯制，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用来自习、做实验。那时国家照搬苏联经验期间，中南矿冶学院尝试过这种制度。结果6节课下来，到第4节课的时候我们就饿得受不了了，不同人种间的体质差别很大。学校没办法，只好在第4节课的课间给学生们加餐，矛盾接踵而至，所以半年后这个制度就销声匿迹了。
考试制度也模仿苏联的口试方式：考官共设三位老师，主讲老师是主考官，两位辅导老师是副考官。口试题目繁多，相互间重复度低。考试时，大家先抽签，共抽取三个题目，一大两小。随后有20分钟的准备时间。
口试比笔试难，因为考试范围宽泛，学生们必须梳理相关科目的各个方面，连细节都不能放过。作弊、蒙混过关一类的小伎俩在口试面前无所遁形，因为复述完题目的内容后，老师们要进行提问。如果临时抱佛脚，顿时就露馅了。大家的口才和学习能力，能通过口试全面地展现出来。
当然，老师们也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为了降低题目间的相似度，要准备上百个问题，还要安排学生们一组一组地抽签，一场考试结束，老师们也精疲力竭了。和笔试不同，口试评分采用5分制，当时没有百分制。后来口试制度也渐渐废弃了。
因为需要在四年时间内完成五年的学习内容，我们从来不放假，寒暑假各有不同的安排，学习很紧张。那时候我们称周日为“礼拜七”，除了星期日下午可以出去玩儿，基本上没有休息日。
国家对学生身体条件要求很高，大学全部实行劳卫制（源自苏联的“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分为一级劳卫制和二级劳卫制。在二级劳卫制下，男生百米速度必须在13秒2以内，不达标就拿不到相关证书。一级劳卫制相对容易些，一般的同学达到一级标准可以了。所以大清早、下午四五点钟课外活动，操场上人满满的，都在认真锻炼身体。劳卫制挺好的，无形地帮助我们增强了体质。
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岁月里，中南矿冶学院只开设俄语课程，不讲授英语。俄语发音较难，南方人学俄语更是难上加难，练俄语发音久了，舌头总是酸硬的。
俄语课、政治课、投影几何课全部是大课。当时学校里有不少调干生[6]，他们大多只有初中或高一的学历水平，没有立体几何的概念，所以都称投影几何课为“头痛几何”，我至今印象深刻。
学校没有俄语老师，从湖南大学借讲；缺乏政治老师，就再向湖南大学借讲马列主义的老师。没有教材，老师们手刻讲义，发给大家的资料都是油印的，有时纸上油墨味较重，就知道是刚刚印好的。
大学期间，我们唯一经历过的政治运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发生在1955年。当时，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抽出时间批判。这一事件很快演变成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肃反运动”。在“内部肃反”中，个别有问题的老师、学生受到冲击，严重的被隔离审查。每个班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班就没有碰到这些事情。
隔离审查也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当时的党委书记顾凌申在总结的时候还作了检讨：“我的理论水平有限，政策把握失度，甚至有点急功近利，在运动中伤害了一批同学、老师，向大家鞠躬道歉。”
学校里很多老教授从欧美归来，有些人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可想而知，为了把他们的历史厘清，冲击在所难免。
隔离审查的老师、同学白天授课、学习，晚上写检查。隔离审查对个人还是有影响的，比如我们去实习，那些同学就没有机会，最后一年的毕业实习也不能去；有些老师受到批评、整顿，心情肯定好不了，但教学还是很认真的。同为大学老师，我由衷地佩服他们。
总而言之，学习成为了大学4年的主线。
幸运儿
我的大学生活很顺利，幸运地遇到了精诚的同窗、知心的朋友，受到老师充分的信任，忙碌的青春风铃随着时光的舞步摆动。
新生入学，班长、团支书多选用调干生。他们带薪上学，工作经验丰富。有些人级别比较高，月工资高达62元钱，这就不简单了。应届生班长为数不多，估计是因为我在中学期间的学生工作经历，我来到大学不久就被委任为班长，那时候我才18岁，班长一职这一干就是三年半。最后半年，我被调到团支部担任书记，兼任团总支年级委员，并在1956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