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那一个阶段成了社会的最底层，我们这群人骨子里都是挺清高的。被踩在脚下，不被当人看待，不仅知识分子受不了，谁也受不了。大家嘴上不说，也不敢说，但实际上心里都很反感。
“文化大革命”前有个广州会议，是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去参加了。“反右”后国家发生了经济困难，为了把国家经济、生产搞上去，要搞正规化，向科技进军，首先要使大家心情舒畅。当时对知识分子加冕脱帽，意思就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了，不是资产阶级了，大家当然很高兴。电视剧《红旗飘飘》里面有这样的情节：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那发挥的作用就不一样了。我记得陈毅同志专门把帽子摘下来，给大家鞠躬，表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所以，怎么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很关键。不能一天到晚去骂人家，那谁舒服啊！后来钱伟长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了，也就算对他彻底平反了。之后他还是上海大学的终身校长，一般校长都有退休年龄，他没有退休年龄，一直到去世。
为了顺利搞好教学工作，在“开门办学”时我尽量避开和军代表一起工作，找工人代表一起去“开门办学”。因为工人代表比较讲理，所以我对军代表尽量避开，惹不起但可以躲得起。老师们心情舒畅一点，大家干事也积极了，免得天天小心翼翼，像小媳妇似的。
大地震印象
到了“文革”晚期，国家的政治形势依旧紧张，但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瞬间夺走了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清华大学正好放暑假。大地震时期大大小小的震感闹得大家不得安宁。为了安全着想，我决定全家人睡在室外。
大地震当晚，全家拿了一个旅行包之类的东西到家对面，在校停车场的两棵松树间用竹竿和塑料布搭了一个简易防雨的帐篷，小孩和大人都睡在里面。那晚天降罕见的大雨，电闪雷鸣让人不由得发怵。我和妻子睡在两边，挡着孩子，担心得要命，几乎整夜没有合眼，两个小孩子却丝毫未受影响，照样“呼噜呼噜”睡觉。
大地震后，由于常有余震发生，我们每天吃过晚饭，就赶紧从家跑出来，尽量不在家里面待着。有一次饭后妻子还在洗碗，我正带两个孩子在清华的马路上溜达。突然余震又来了，我拉着孩子的手一动不动地立在原地，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仿佛摄像机的镜头在震颤，画面一直在大幅度地晃动着。水泥路面像波浪似的，楼房的墙像手风琴的风箱，时而向外拉伸，时而向内压缩，真是太可怕了。
我家住在楼房2层，当时妻子还在楼房里面，我们都被吓傻了，连喊叫都喊不出来。幸亏这个房子是砖和水泥结构，余震过后，她安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那以后，我们就更不敢再住在家里了，几家人在河边搭建一个防震棚，上面盖上油毛毡。男人们找来木料，当起了木工，亲手搭建防震棚。为了应对不断的余震，大家就在室外住了一段时间。
我们一家人也曾在清华主楼住了一两个晚上，主楼的地基是整体的，地怎么摇，它也怎么摇，不会倒，安全性比较高。
说到1976年，不难联想到国家几位领导人的相继逝世，第一个是周总理，后来朱老总也去世了。大地震过后不久，毛主席也离开了。这三位伟人的逝世恐怕是国家和人民最大的损失。
恢复工作
1977年，“文革”的阴霾开始散去，国家开始恢复功能。恢复教育首当其冲，这一年恢复高考招生。
那一年清华大学把我派往长沙做招生组的负责人，要求我们做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招生工作。
从志愿上看，当时很少有人报考清华、北大，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大家都希望上大学，至于上什么样的大学就不是很重要了。我们挺头疼，没有考生填报清华、北大的志愿，招生组怎么办呢？湖南省招生办想了一个办法，不管志愿，先将考生的成绩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经过多方协商，决定先让清华、北大招生组挑选。我们就穿插着一三五、二四六地分配，最后我们挑了二十多个。当时何东昌统筹全校招生工作，我们经常和他联系，及时报告生源水平，学员的分数等情况。
招生人员权力大，责任亦重大。因为招生人员掌握着考生的前途，我们录取了谁，谁就能进清华、北大。这种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决定，我们慎之又慎，不敢有丝毫懈怠。
当时国家规定招生人员不能到其原籍所在地去招生。到湖南省长沙市的招生人员当时都被集中安排住在一个地方，不能和外面的任何人接触，并实行封闭式管理，防止考生走后门。
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规定，但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文革”以后，清华的教学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我除了讲课，带本科生、研究生外，国家部委的攻关任务也纷至沓来。
我们攻关解决国家二机部一个几年尚未解决的老问题就是一例。1979年，二机部发现从日本进口的不锈钢管不符合军工项目的要求。然而，该军工项目马上要上马，急需30吨的不锈钢管。如果把原来已到货的不锈钢管报废掉重新订货，需要额外再花300万元外汇，300万可是笔巨款啊！到底这个不锈钢管能不能用？成为了棘手的大麻烦。
二机部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部里、局里组织很多专家到厂里去调研，讨论老半天，一直决定不下来。这个工程马上就要投产，怎么办？如果不能立即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要延误工期。在这种情况下，部领导就委托清华工物系230教研组腐蚀组以及中国原子能研究院五室的人员，共同承担这项攻关任务。
会议由二机部部长刘伟亲自主持，我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许维钧高工去参加，其他的部领导、有关局长、总工程师也来参加会议。
会上刘伟部长问我：“陈老师，你说这个任务多长时间完成？”
我答道：“两个月完成，但是有一条，两个月时间是从你把钱汇到清华那天算起。”
他一本正经地保证，“陈老师，我一定会拨款给你的。”
部里领导的作风很泼辣，他答应拨款肯定没问题，但职能部门可能会拖很长时间不汇给你，拿不到钱。我清楚他们的这些官老爷作风，我也不避讳：“部长，因为我的科研费是专款专用，你不拨钱给我，我就没法启动。”这是我们对部长提出的第一条要求。
想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就要多方搜集资料。但如果二机部不给开介绍信，根本无从进入内部了解情况。我们就向刘伟部长提出了第二个要求：希望部科技局给我们开介绍信，便于我们到有关保密单位访问、了解并收集有关资料，还请科技局帮助联系和解决有关事宜，如交通、住宿等问题。
部长当场拍板同意，马上要求财务司的司长限期把钱汇出，然后指示科技局的局长：“一定要满足陈老师和许工他们提出的要求。”
部长已经发话了，下面谁也不敢吭气，都老老实实听着，没有一个人反对。部长当场嘱咐刘玉柱副部长：“你三天五天要听他们汇报一次，十天半个月要亲自到现场去检查。”这是攻关啊，一定要抓得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