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了教改组组长任务后，就碰到全校工农兵学员进行军事拉练训练，我一上任，拉练马上开始。220专业和230专业的工农兵学员编成一个连队，连长是220的一个老师。领导指定我当连队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每个连队有一个军代表，有党支部班子，还有老师当炊事员，跟着一起拉练。
我喜欢把话说在前面，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作风，一直都没变。拉练前，我召集了工农兵学员，表明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我是双重身份：从我的知识分子身份讲，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被改造的对象；另一方面，我是你们的党支部书记，又是党员，我得按党的原则办事。如果我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批评我、批判我，我接受你们的批评、批判，我本来就是要接受改造的嘛。但是我是党支部书记，党要培养接班人，那我只能按毛泽东思想来培养你们、要求你们，你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我一样要批评你们。咱们先说清楚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大家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符合就要接受批评，不管是谁。”把这个原则讲明了，我做工作也就放开了。
在拉练时，有一次连队要进山了。团部规定进山以前绝对不准迟到，因为怕出危险，谁迟到谁就要受批评。结果那一次，正好有三个老工人学员迟到了，那我怎么办，批评不批评？我只能说：“对不起了，你们三个虽然是老工人，年纪都比我大，但是有规定，你们自己作检查吧。”这些老工人人挺好的。后来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直到团部认可。从那以后，大家对我又敬又畏了，我对他们一直也是严格要求的。
我当教改组组长时，由于按毛泽东思想严格对待教学工作、对待工农兵学员、对待自己，所以还未碰到学员对我贴大字报，上告之事。
我虽然当专业教改组组长，后来又任命我担任230专业主任，但是并没期盼总待在这个岗位上，也没有这个要求。相反，我倒是希望早点有人来接班。我常跟学员说：“我希望你们高标准要求自己，培养出你们这些接班人，早日来接我们的班。”
我和首届工农兵学员一起摸爬滚打三年多，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他们走到哪儿，我都跟着。后来他们打趣说：“陈老师表面上挺谦虚的，实际上还挺厉害的。”我乐了：“我按原则办事，按规章制度办事，没有别的，我个人都得向你们学习。”
此外，我们带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到工厂去办学。以前我们进不了保密工厂，工农兵学员进来之后，国家一些保密工厂第一次对学员开放了。
开放之后，学员在学习反应堆材料时，尤其是核材料生产工艺，就可以更好地将理论联系实际。鉴于到工厂“开门办学”，教材是请工厂技术员编写的，有些工艺课也请他们结合现场生产工艺来讲，对工农兵学员来讲，因为既能看得见，又能摸得着，学习起来也就比较好接受了。考虑到有的是国家绝密工厂，学员回校后必须绝对遵守国家保密制度。
在“文革”期间，230专业招收了六届工农兵学员，他们毕业后有的回到230专业进一步深造，获得博士学位；有的回单位担任局长、厂长、总经理等职。总而言之，都受到了国家的重用。
“文革”前230教研室主任因受审查“靠边站”了，我请他来教书。还有一个副教授，过去是化学教研室的主任，“文革”前我们一起工作过，当时他当校腐蚀组组长，我当副组长，我也把他请到我们教研室教工农兵学员。
工宣队有人不满意了：“陈鹤鸣，你净拉一些教授、副教授来给工农兵学员讲课，你怎么不请新工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4年和1965年招收的那批学生，大概只念了8个月和1年零8个月，有的就留校作青年教师了。当时清华大学给了他们一个新名称——“新工人”，用来与老的相区别。
教改组组长
我挺镇定地回答道：“党是要我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是要有知识的接班人，这些教授有专长，怎么不能教书呢？我搞过教改小分队，我知道国家有政策，‘任何人都应该给出路’，这是毛主席讲的，不是我讲的，只要人家有专长，愿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给人家出路，应该用人家。”
这一番话说得质问我的工宣队员哑口无言，我接着说：“我要对党负责，要对教育事业负责。你觉得不合适可以随时撤换我，我绝对没有意见。”
我坚持“开门办学”，坚持按党的教育路线办事。这两位老主任一直留在我们教研室，承担教学工作并受到了学员好评。人家有学问，跟“新工人”的学问确实不一样嘛。时间长了，派到专业蹲点的工宣队员也不提那些意见了。
在学生食堂吃饭时，工农兵学员都要轮流到食堂帮忙收粮票、买饭菜。那时食堂的粮票和钱票是通用的，有个学员在帮厨时想多吃，就悄悄地拿了一些粮票和钱票藏在自己身上。后来同学发现了他的行为，事情败露了。
我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我一个人住一间房。他们把他带到我的房间，我让那个学员把外衣脱掉，钱和粮票“稀里哗啦”地响了一地，都掉下来了。揪住他的那个学员很气愤：“陈老师，你看怎么办。”我说他是团员，应先让他在团支部会上检讨，根据检讨情况，由团支部提出一个处理意见，再上报学校来做决定。学校领导毫不含糊，给了他警告处分，全校通报。这件事的影响太恶劣了，处理是严肃的，但方式还算恰当合理，渐渐地，风波平息了。
“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命运
1974年的下半年，学校领导将来自全校不同单位、还未插过队的十几名人员编成一队，安排大家到北京的北安河许各庄大队去插队半年，其中有我。我们自己煮饭，自己买菜，跟老乡一起劳动，这比在学校农场劳动好多了。
在我1956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很尊重，当时大家要学“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三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榜样，要发挥作用。
后来“反右”的时候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例如钱伟长。现在回头看，很多是扩大化，因为有些人是积极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的，话虽不悦耳，但却是好意，不应该划成右派的也划了。
“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检讨、改造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更有甚者受不了侮辱与误解，最后放弃了生命。
在那样的年代，农民、工人反而很尊重知识分子。我去特钢搞教改工作，工人对我们挺尊重的，调离的时候，老工人都挺感激我，把我送到好远，分别时彼此都依依不舍；到农村插队劳动，农民对我们也很客气，不像在学校，老师被当成“臭老九”，换句话说，工人、农民把我们当人看，都很尊敬我们。
2001年，陈鹤鸣（后排右一）重访许各庄时在农户家门前合影
但当时派到学校的一些军代表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好大喜功，“左”得厉害，半夜叫人起床出操，不满意就骂，平时也经常骂知识分子“臭老九”等。反正骂得特别厉害，特别难听，让人非常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