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煤炭的竖井生产没有规范，大家爱怎么造就怎么造，有些寿命长、有些寿命短。井筒挺深，成本也挺高。一个井筒造出来几年就完了。所以，煤炭学科组成立以后，我们着手制定了建造井筒规范：应该怎么建造、用什么材料、怎么弄。有了统一的规范后，井筒的寿命延长了，给国家省了很多钱。
地下矿井的条件特别恶劣，既潮湿，地下水又有酸碱盐在里面。所以原先地下矿井使用的金属材料很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锈蚀掉了。反复试验后，我们把这些易腐蚀的材质改成玻璃钢材料，耐用了许多。还有下矿井的专用梯子，寿命也非常短，受腐蚀快得不得了，后来把钢铁梯子表面涂上玻璃树脂，不让它跟空气接触，延长了寿命。
煤炭组为煤炭工业解决了很多的材料腐蚀与防护问题，节省了很多钱。每次开会参加的人都很多，少者在100人左右，多的时候则超过150人，这都需要经费。为此，我们常到煤炭部科技司去。那两个司长很支持，开会的时候请他们作报告，他们就过来。报告内容很精彩、很具体、很实在，如煤矿事故平均死亡人数，每吨煤消耗钢材的数据等。他们把数据都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一起来帮忙，他们确实打从心底想要解决问题，而不是闪烁其词逃避责任，我很欣赏这种坦诚的态度。
总而言之，煤炭学科组为煤炭工业腐蚀与防护研究工作的开展、学术交流，以及矿井下材料的更新、资源的节省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身份
原230教研组老主任李恒德担任中国材料学会的理事长时，得知我退休了，对我说：“你到我那儿去吧，帮我一起干，先帮我办一个公司。”他是我的老领导，我欣然接受了这份邀请。
我受命担任学会科技开发部主任，负责科技开发和筹办公司。办公司首先需要一笔50万元注册资金，经过我们自身努力和来自多方的帮助（包括我的老同学邹彦），“北京材研科技开发中心”办成了，我被任命为总经理，后来学会又任命我为学会的副秘书长。
1996年，陈鹤鸣任北京材研科技开发中心总经理时留影
我担任公司总经理后，我对老主任说：“我最多只花学会出的3万块开办费。如果3万块钱亏了，我自动下台。”为了让他安心，我做了保证，他也答应了。
公司经营几年后，不但没亏，公司账面资金反而比当初的3万元开办费翻了一番。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年纪，我向学会提出要求，遴选他人来接替总经理职位，这样我就离开了学会。后来，清华大学校长让我到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校企合作委员会
1995年，清华大学在王大中校长倡导下成立了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并聘请10位退休教授作为首届专职委员。
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曾是我在200号工作时的同事，我也被聘为校企合作委员会的首届专职委员。主要任务是为校领导出主意，代表学校到成员单位了解各种需求，并向地方与企业介绍和推广学校的科技成果。
1996年，王大中校长（右）为首届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专职委员陈鹤鸣（左）颁发聘书
专职委员主要负责两件事。一个是代表学校领导到地方与企业中去，包括大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去了解学生在那里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地方与企业有什么需求和要求。第二个任务，向地方与企业介绍和推广学校的科技成果并调查清华大学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各地的推广应用情况。摸清需要解决的问题，了解推广应用的效果，进行深入仔细的调研，并出谋划策，提出建议，促进地方与企业的经济发展。
走访企业
当时企业成员有上百个，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择联系企业。
我先走访几家大型煤矿，当我到山东新汶矿务局时，恰好遇到该企业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只记得当时矿上给工人发工资都很困难，矿长和工人为了共度困难，大家都拿同样的最低的生活费。工人们的积极性完全提不起来，全厂上下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当然现在好了，国家政策一好，行业就上来了；政策一不好，行业马上就下去了，这个现象特别明显。
大型企业固然重要，但我更关心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与以前去宁波考察的经历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怎样富起来值得关注。我发现参加校企合委的名单中，上百家企业里只有两个乡镇企业成员，一个在山东，一个在河南。我对他们很感兴趣，于是主动要求到这两个乡镇企业去。
我当过公司经理、总经理，清楚公司运营中的艰难之处，所以走访这两处时，和企业领导们聊得很投机，有时甚至睡在一起聊天，讨论厂子里的事情。这次下乡走访，我有了新的感触。
淄博市的山东恒星集团，他由2万块钱起家，我去这家企业时，它的资产已经达到两亿多了。原来村庄不见了，整个发展成为恒星集团。土地资源珍贵，集团就将老房子全部拆掉，代之以高楼民宅，给每家分三室一厅的房子，农民们都拿工资。集团的老总住的也是三室一厅，房子户型相同，但大小不一样。
村中老人退休后，集团专门为他们修建了养老院。四合院式的楼房，敞亮、干净。四合院中间是1000平方米的空地，建有花园、凉亭，宿舍为三层楼，四周花草繁茂，环境幽静整洁。
养老院的条件很不错，都是一室一厅的套房，内有卧室、客厅、厨房、厕所，每位老人一套房子，免费在此颐养天年。集团承担了养老院的全部费用，同时还为老人提供零用钱，每月发一次。此外，棋牌室、电视室、健身房、洗澡间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这样舒适的养老院在20世纪90年代算是相当先进的。
集团总经理的母亲也住在这里，正好那天她包饺子，就邀我去看一看。我们很熟了，所以我开门见山地问：“你妈为什么不住在你那儿，干嘛住在养老院呢？”他也倒坦率，倒出了心中的苦水。原来小孙子在小学毕业前离不开奶奶，老人在家里照顾孙子吃饭。小孩子上中学时就自立了，婆媳矛盾逐渐激化，所以他的母亲就住进养老院。幸好村里有这个条件，使他家里的矛盾得以化解。这里环境好，生活节奏缓慢。邻居之间都挺和睦，经常一起聊聊天也不会觉得烦闷。老人住在这里，子女们也放心。
企业富，全村富。这种全新的乡镇企业模式让我大开眼界，也为其他乡镇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
河南孟县的金刚石厂也是2万块钱起家，专门生产人造金刚石粉。当时，企业的资产已经达到8000万，后来还收购了交通大学6名教授创办的空调机厂。
这就不简单了，几位教授辛苦了几年都没能把企业办好，被收购以后怎么就发展迅速了呢？后来，我才了解到，地方政府有的部门挺欺负人，专拣软柿子捏。老教授们没有背景，当地政府有的部门没事儿就挑毛病，变着花样地罚钱，他们充当着冤大头的角色，有苦难言。
金刚石厂的厂长头衔不少：县里的人大代表，县工商联副主席，专区人大代表等。有了这些政治光环，地方政府对厂子刮目相看，不敢随随便便地找茬了，因此空调机厂被他收购后，很快死而复生，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为厂方赚取了不小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