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局的人问：“你有没有签名？有这事吗？”
“是有这个事。”我一边答一边想
，你们终于来人了。
“刘淇有批示，要我们过来过问。”
这确是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我们早就希望有人来问问了。环保局的人一走，我立刻通知其他联名的教授，大概十几个人，约好了哪一天好好谈谈。
之前我就一直在琢磨，大家都在努力，为什么还是没有起色呢？想来想去归结到一点——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今天我想起来去说一说，明天你想起来就去上访，没有谁能贯彻始终。说白了，个人能有多大力量，没有后台啊！
大家见面讨论时，我说的也很直白：“既然我们要干就认真干，要不就不干，像过去那样，干了半天不会有名堂的，只能是走过场。”关于这点，大家的思想也都一致。
我接着说：“小区一定要成立一个环保组。”
大家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后来也都同意了。
育新花园分为中区、南区、北区。3个区当时有3个居委会，现在合成1个了。环保组也不能自封啊，只有3个居委会同意，居民基本认可，组织才能生效。要不我们究竟为谁干活呢，又说不清了。后来经过协商，在自愿的基础上选出住在小区的高校教职人员十多人，成立了一个环保组，请居委会盖章，并向小区居民公布小区环保组名单及分工。我被大家推选为环保组环境监测组组长。
既然有想法，就要实现它。给小区做点好事，自己也受益。我清楚解决小区的环保问题，绝非一件简单的事，因涉及各方的利益，没有毅力是坚持不到最后的。如果要管，就要认真管，按照部署一步步进行，一定要咬住不放才行，否则没有意义。思前想后，我自愿地接过了这个担子。
在环保组预备会上，我说：“咱们要讲清楚，咱们只能一个声音对外，不能开会时各唱各的调，在预备会上我们可以各抒己见进行争论，一旦统一意见后，在会上只能按统一口径说话，要不然就给人家看笑话了。那样的话我不当了，你们谁愿当谁当，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大家都是明事理的人，“行，按你的意思办。”而且明确市环保大队来小区开会时，会议由我来主持。
小组成员都有明确分工，有外事联络员、记录员、分析员等，组织比较完善了。一切布置妥当，北京市环保局环保大队的大队长带人来小区开会。别看只是个市环保大队，权力可不小。
会议刚开始，他先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说：“你们讲话都得负法律责任，不能随便讲。我是刘淇派来的。”
我主持会议，听到这句话，无名火一下子就蹿起来了。“郑大队长，你先把问题搞清楚，我们是受害者，污染者是对方，我们要负什么责任？又不是我们在那儿放乌烟瘴气，是他们！别把对象搞错了。”这可不能忍，我先把他顶回去了。
会上交锋不断，会下也得不断过招。原来环保大队对这些厂子测试过，已有数据记录。我们要求查看，他们表面上同意，实际上拖了好长时间不给。有一次，无意中环保大队有人把小区周边环境的测试报告忘在开会的桌洞里了。组里有个年轻同志无意中拾到，他翻了翻，发现里面全是过去测量的数据记录，激动得语无伦次起来。
坎坷环保路
我们这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喜悦的心情爬上了眉梢。要了半天都不给，现在得来全不费工夫。只顾着高兴也不行，我对那个同志说：“你全把它复印了。”
小区里的教授们来自各行各业，其中不乏环保专家，他们自发地聚到一起，研究这些数据。很快，结论出来了。
我们把原件退回给他们，然后说：“我们要这份东西，你们一直拖着不给。你们过去测的很多数据结果明明是超标的，你们为什么一直拖着不办？还瞒着我们，我们要看还一直不给我们……”
酣畅淋漓地说了他们一顿，真是太痛快了。他们也没办法。我们光明正大地复印，又没犯法，本来民众就应该有知情权嘛。最后他们同意两家同时对小区的环境污染共同来进行全面监测。
努力没有白费，终于要重新测量数据了。北京市大学林立，好多高等院校都有环保系、环保单位，这还不容易嘛。事后我们才明白，事实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因北京市环保局有钱，很多高校环保单位的科研经费有的是他们拨的，这里面有很多利害关系。有的单位也挺实在的，他们摆摆手说：“我们不好办，没法插手。”
我只能找到母校去。这里的人也一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有个系领导曾是我的学生，不好驳我的面子，就说：“你找我们周教授，她是管大气环境的，只要她同意就行。”
周教授比我的年纪小，也快退休了，人看上去很温和。听我简要地叙述完当下的困境，她表示愿意帮忙。后来建筑系有一位老师也同意帮助我们，但是测试要收钱，我们只好又忙着和物业公司打交道。这次没费太多口舌，物业公司的老总支持环保组的工作，答应拨10万块钱，数据测量正式启动了。
清华测噪声的仪器是当时最先进的，每0.9秒可测个点，而且同时把声音录下并加以分析：这个是人的声音还是机器的声音，是马的声音还是汽车声音。
噪声的测试结果一出来，超过了国家标准，我们心里有底了。
我小心地询问建筑系的老师：“超标的话，打官司你能出庭吗？”
他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只要我测的数据我负责，我的数据是可靠的。”
他这样说，我绷得紧紧的神经得以舒缓，环保组不负众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然后来回开会，扯皮拉筋，从2002年7月到2003年7月3号，市环保大队到小区来开会，由我主持；到环保局那儿，由他们主持，前前后后一共开了十余次大小会议。开会特别累，我快70岁的人了，还得费尽心思地想办法，安排工作。当学校派人来小区监测噪声时，因为必须24小时连续测量，还得亲自接待并安排他们吃、住等，连晚上睡觉的被子都要亲自去解决。
有一次小区环保会议请了全国人大代表、原来的市环保局局长来小区听取有关小区的环保问题，我向她汇报小区存在环保问题后，她同意我们的意见，承认我们小区确实存在环境污染，因为调查表明有人搬来小区后得了癌症，其中有些已经去世了，有关数据我们都作为证据，会上一一作了汇报。
环保大队不能再和我们兜圈子了，2003年基本定案，答应分期分批解决。污染最厉害、毒性最大的岩棉车间先搬家，酱油厂的烟尘问题一步步来，先由烧煤改成烧天然气，并采取措施减少噪声污染。期间阻力重重。要酱油厂搬家，但是厂子的合同在2017年才到期，厂长说没有钱，政府给他土地，他就搬。市领导、区里领导挺关心育新小区环境的污染问题。
到了2011年，差不多经历了7年多的时间，通过不间断交涉和向市、区领导反映，在市、区领导支持下，以及把北京办成“绿色北京”、“宜居北京”等大形势下，现在酱油厂和建材城全部拆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