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乡镇企业的头头儿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就容易站得住脚。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若政策对路，县领导、专区领导思路开放，鼓励人们创业，善于扶植，乡镇企业就能搞活。地方经济就能像我家乡鄞县那样得到大发展。
走访深圳、珠海开发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科技部立即组织一批高校教授前往深圳、珠海开发区，考察特区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及他们在科技方面的需求，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我们来到珠海，最先参观的地点是珠海展览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大标语写着：“今天君给我一滴水，明天我就还君一桶油。”展览馆展出了特区已取得的成果和未来的发展远景。
接下来举行座谈会，珠海科委等部门均派人参加。会上大家都深深体会到：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就不会有特区的进一步发展。在市领导的关注下，考察团深入各方面了解情况、询问需求。所见所闻告诉我珠海、深圳原来“收”的势头已渐渐扭转过来，新的势头是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这件事带给我们的影响特别深。
回到北京，北京还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后来中央开大会，要求各地贯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精神，改革开放的火炬重又高高举起。倘若没有及时遏止“改革开放差不多了”这一不良苗头，各地紧“收”不“放”，国家的改革开放就黄了，经济又得倒退。考察归来，深切地感受到南方改革开放的势头、思想解放程度要好于北方，北方明显地落后了一大截。
邓小平很了不起，他及时地抓住了经济命脉中的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时指明的发展方向大胆新颖，富于前瞻性。领导思路不一样，国家的发展就是不一样。南巡讲话精神得到贯彻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如在人才政策方面，特别对有知识、有成果、有贡献的人才特别给予优厚的回报，包括给房子，工资等各种待遇。总之，设法吸引有用人才过去为特区建设服务。
我的一名学生在珠海当老总，当时他写信对我说：“陈老师过来吧！我给你三室一厅的房子，给你几千块钱一月的工资。”
我郑重地考虑了一下，答复他说：“第一，我不缺房子住。”当时我已经有三室一厅的住宅了。“第二，我不缺钱，虽然没有你给我的那么高，但是也够花了。”我明白，工资高，相应他要求我付出的劳动就多，这很自然的事情。钱不是白给的，我工资高就要求创造更大的价值，为他赚更多的钱，就是这么回事。
我很坦率地告诉他：我在学校里自由自在惯了，又不坐班。不是有意推脱，这么多年来，确实已经习惯了当老师的作息时间和方式。我的物质欲望不强烈，从未想过发大财，够吃够喝就行了。最后我婉言谢绝了他的邀请。
九八洪灾，灾后考察
1998年南方发大水，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亲自前往灾区，探访察看询问灾情，指挥抗洪工作。九江有一个堤坝被冲垮，朱镕基总理还亲自在那里坐镇。
当时，黑龙江、内蒙古、吉林那一带也发大水。科技部组织几位教授到东北进行灾后考察，研究怎样实施科技赈灾，即灾后用科技实现较快的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工作听起来轻松，实则使命重大。我和几位教授受委派一同奔赴东北，听了三个省的科技局局长的情况介绍，及各省的科技需求。同时，还着重了解了老百姓的灾后生活情况。
我们去的时候，洪水大部分都退下去了。哈尔滨市内，一部分地区遭到大水漫灌。为阻止洪水进入城市中心地带，市区里临时筑了防水堤坝，尽管大水消退，但堆放的沙袋堤坝还在。
1998年，陈鹤鸣在哈尔滨市市内由沙包堆成的防水堤前留影
在访问黑龙江大庆时，大水还未全退。我们坐船看到大庆油田大部分还淹在水中，水还没有被抽掉。老百姓还住在“地窝子”的房子里面，国家给每人每天一斤定量的粮食。水产养殖场被大水淹没，鱼都被冲跑了，损失惨重。
交谈过程中，内蒙古的科技局局长听了黑龙江的情况介绍，表情更加阴郁了。他闷闷不乐地说：“我们比你们还惨，你们的“地窝子”还可以住人，我们想挖都挖不成。”
“为什么挖不成？”我们几个教授不约而同地问了相同的问题。
“我们是沙子地，刚挖完，沙子又把坑漫住了。”他解释了原因。
这归属于自然地理环境的范畴，为了安置灾民，内蒙古的受灾群众只能在地面上搞一些简易的塑料布帐篷。内蒙古的老百姓其实比其他两个省的灾民还苦，他们也说：“我们比你们还苦，苦在哪儿呢？我们也保证给每人每天一斤粮食，但是老百姓没有蔬菜吃。”内蒙很多地区是沙漠地带，哪里去搞蔬菜？
我们亲身感受到大水灾对老百姓带来的苦难，重灾区人民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我们认真听取灾后人民的心声，把看到的、听到的详细记录，总怕考察有不周之处。回京后我们把情况反映给科技部，大家一起商讨如何用科技方法，加快灾后的生产恢复。这样看来，科技部组织专家出主意、帮忙恢复生产。用科技为救灾服务，为百姓服务是抓对了。
后来科技部又组织清华、北大、北航的教授代表团去哈尔滨洽谈项目合作问题，商讨三个学校怎么跟哈尔滨有关企业进行科技合作。那时候哈尔滨正在开第九届科技洽谈会，又有展览，又有洽谈，我们都去参加了。
坎坷环保路
我和老伴在2000年搬进了育新花园，学校、社会工作的事情慢慢减少，生活终于清静了。想就此颐养天年，过归隐安逸的恬静时光。
或许是我不服老，也可以说我喜欢管闲事，不曾想，大事小事接踵而至，前前后后又忙了几年。
1997年，第一批住户搬进育新花园，他们很快察觉了一个问题，小区周边环境不好，空气中散发着臭味、异味。
有些住户到楼区附近查找异味的来源，很快发现了元凶。民宅附近的建材城内建有岩棉生产车间，散发的气体异味特别大，当它定时排放气体时，小区到处都是臭胶皮味，一天几次。石膏板加工产生的粉尘随着恶臭的气体一同飘来，在窗台、玻璃上铺盖了一层细细的粉末。
小区南边的酱油厂机械噪声大到挨着它的住户晚上根本睡不了觉。酱油厂的烟囱因只有40米高，小区的高楼建筑高约60米，高楼与烟囱最近的距离只有10米左右，每当风吹向育新小区时，滚滚浓烟直冲小区的高楼，根本没办法开窗。
育新花园的住户大多是北京各个高校的教职工。不少老教授从1998年起就给市区相关领导写信反映过这些问题，直到2002年我们环保组接手时，什么回音都没有。有些部门干部说：“你们爱告就去告好了！”就是这么个态度。
2002年，大家一起商量这件事。既然要在小区里面养老，关心这件事义不容辞。后来二百多位教授联名，写信给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我是第三个署名的人。
署名可不是玩笑，到时候人家要找你。我记得，那天北京市环保局来找人，第一个和第二个署名的老教授都不在，那就找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