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补习班都是私人办的，在基督教青年会里边。这期间我都是白天自习，晚上上课。这时我已落户济南市几个月了，街道办主任就知道有我这么个人了。我在这个街道上无业人员中，文化程度算是较高的，所以街道上一有出黑板报、组织家庭妇女识字班等活动，都会来找我。我白天时间充裕，也愿意借此换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来，我就和街道负责人打过几次交道。
大专考试是在1956年的七八月份。而在此之前的1956年6月，玉门石油管理局来济南招工。我听说后，就认真考虑起了学习与就业的问题：自己学习不是很好，能不能考上大专？能否考上理想的专业？这是一个问题。另一点，那时候有一部报道建设石油基地的电影，很多人看后都对石油这个年轻的工业心生向往，我也对这个行业感到好奇，去那里工作，或许能学到一些专业知识。而且，早点参加工作，吃饭就有保障了，在经济上也能帮助家庭。我想了半天，决心去和招工的谈一谈。
其实自己找是不起作用的，招工是通过政府系统的，必须经过街道办。我找到街道办主任，说：“我想报名参加玉门这个招工。”街道办主任说：“咱们街道上只有2个名额（当时这个街道有将近2000口人，几十个待业人员），其中我就考虑到有你，你愿意去的话我就推荐你。”听主任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只要主任推荐，基本上就定了。
玉门石油管理局招的这些人一般是初中毕业后没考上学校的人。我的这个学历情况在那一批被招工人员里边还是特殊的，即我的学历算是比较高的。后来到了玉门，等分配具体单位时，组织把我分配到了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单位——地质调查处地质科。
漫长的旅程
玉门石油管理局招的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实习生，是培养机关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正式录用前，玉门方面的负责人找我们分别谈了话，主要是看看身体有没有残缺、智力有无问题。
从他们找我们谈话到我离开济南，这中间只隔了一周的时间，此决定没有和家里商量，也没有通知家里。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1956年6月23日从济南上的火车。我们这批新招的人员，一共九十多个，包了一节车厢。我是第一次离家走这么远的路，火车通过徐州掉头向西过郑州，过洛阳后离开了平原，进入高原山丘；过宝鸡后只见大山大川，秃山峻岭，连连穿行山洞；过兰州西进入大戈壁，几个小时见到树木和人烟，很觉新奇。
这时正值雨季，途中铁路天水段有多处塌方。我记得火车在西安停了整整一夜（下午停的，次日早晨才又启动），就是因天水以西山体滑坡阻塞了铁路。
之后，火车又停在兰州，我们下车在旅社住了两天。火车通过兰州西行，到乌鞘岭。乌鞘岭海拔高，也十分陡峭。火车爬乌鞘岭得用两个车头拖动。列车在乌鞘岭东站停了一会儿，那时正值夏天，乌鞘岭却冷得要穿棉衣。
过了乌鞘岭后，又在张掖停车，当时已是夜里，我们出了车站，在食堂吃了点东西。若在济南，一碗最好的打卤面，有肉、木耳，才一毛八分钱；可在张掖车站，一碗拉面是两毛五，“比济南贵这么多？”，但端上来后，盛面的碗比济南的大了一倍，牛肉也不少。
当时铁路只能到清水，距玉门有一百多公里。从清水下车后，从矿上来接我们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美国卡车。卡车行驶在旧的沙石公路上尘土飞扬，颠簸得厉害。到了酒泉后，所有车辆必须在检查站接受检查后才能通过。火车加汽车，我们一共用了一周的时间才到。6月30日，我们到了玉门矿务局（现称石油管理局），一住下就黑天了。
我们到的那天晚上，有个正在钻进中的井着火了。后来听说不是责任事故造成井喷着火。当时火苗有几十米高，我们初次见此情景，真是惊心动魄。幸亏抢救及时，到下半夜火就灭了。可听说司钻（司钻就是起钻、下钻，并且掌握钻机的快、慢、停的人）看到着火后就趴在闸把上没敢逃生，怕被扣上破坏生产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来到玉门后给我留下的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到了玉门分配岗位就序后，我就给家里寄了一封信，说明情况，问安诉情。玉门与山东，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隔遥远。但当时的我并不在意远离故乡去漂泊，只要能有份好的职业，远近无所谓。在玉门，工资待遇很不错，我一去就是每月53块钱（那时候在济南刚参加工作的学徒才18块钱工资），不过玉门的生活费比济南稍高，节约着吃每月生活费也得18到20块钱（在济南可能都用不了10块钱）。
做实习生的日子
到玉门两天后，我们这些从济南来的人就被分配到各个部门了，先做实习生。分配的岗位是按照各人的年龄、学历等拟定的，我分到的岗位还算是不错的，是地质调查处的地质科。这是技术性较强的一个岗位，地质科有两个工程师、一个技术员、一个资料室的资料员，还有一个总工程师。这位总工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叫余伯良。那时候工程师分八级：一等是一二级，二等是三四级，三等是五六级，四等是七八级。我们科室有一个三等六级的工程师和一个四等八级的工程师。至于总工余伯良，可能是一等二级。余伯良大部时间在石油部上班，在玉门时间很短就调到了石油部工作，再后又回了美国。当然，这是传言。可是石油系统再没听到他的名字。自1949年玉门解放，直到1956年时，到办公楼上班，还需举着工作证通过带枪的门卫确认才能进去。我最初的感觉是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当时的我只想埋头学习石油地质业务，我们一批来的分到地质调查处的大概八九个人。我也很少结伴过业余生活，更不与外单位同时来的认识的人联系。山东的老职工互认老乡，也不过是点头之交。
地质调查处地质科是个中心单位，别的科室都围绕着地质科勘探的地质成果做工作。例如测量队、制图室、轻便钻井等，都是在地质科的研究基础上做工作。我和科室这些同事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很不错，从未有过任何矛盾。那两个工程师和技术员都是解放前正规大专毕业的，都有着文明行事、谦虚为人的高素质，和我关系很好。他们工程师住单间宿舍（一般人都是住最少6人一间的宿舍，双层铺），有家属的住家属套房。我常上他们那儿去，工资、存折什么的都不避讳，领工资到银行存款都让我代办。
到地质调查处后一个多月，老职工评职晋级，传达的条件是“德”“才”“资”，我以为“德”首先是个人道德，听解释后才明白，“德”的标准是无产阶级立场坚定与否，政治是否进步，个人作风道德是次要的，我只有摇头叹息。
科室的技术员年龄要大一些，有家属，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是学医的，但不知道为何转到地质上来了。他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人，写字画画都很漂亮。他原本是地质队上的技术员，后来提到科室里了，主管汇总地质队汇报的资料等工作。他业务能力很强，待人也很好。那时候烧火用煤球，他家的煤球都是我帮他用架子车拉回来的。
在去资料室之前，我先是做了近两个月的培训工作。玉门石油管理局的领导，多是原军队的领导（1949年解放玉门后，解放军的一个师转业到了玉门）。局长是杨拯民（杨虎城的儿子），我们处长是个团级干部，叫吴理真。其他许多行政管理人员也多是军人出身，识字不多。但地质调查处却是一个知识分子扎推的单位。工会领导动员我一星期两晚上给转业的行政、政工领导他们教算术课。这些人中有吴理真正处长，另外还有一个姓肖的副处长、两个搞后勤的科长等，总共六七个人。这次授课，时间和内容都较为随意，大伙其乐融融。到了月底，工会给我拿了19块钱。我当时不解，问道：“啥钱啊？”对方说：“你教课的钱。”我听后又惊又喜：“教课还有钱啊？”对方说：“这是按照教育科的规定发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