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学习之外的事特别多，因此耽误了学习。尤其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我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更是挤占了不少学习时间，学习成绩自然落后了。1952年暑期开学以后，济南市大专院校、中学召开第二届学代会，我代表历中参加了学代会。内容可能是保家卫国，学好本领，锻炼身体，报效祖国，掀起一个学习高潮。我是我校唯一一位代表，独自去了济南城区参加会议。会上先是听报告，然后由大专院校学生及高中生发言，我们初中生没有发言的机会。之后大家表决心，下去以后好好组织学生学习大会精神，配合运动。我对这种会议并不陌生，因为参加革命工作的那段时间大会也好、小会也好，这种形式的会议是经历过的。当然，能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学代会也是一件挺荣耀的事情，也说明我在学生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表现积极，耽误学业
到升三年级时，凭我在学生会的工作成绩，学生会主席理应是我。可这时已由党、团组织控制，另指定了一个还低一年级的团员积极分子。但我对这个学校的专职团干部不大接近。我估计自己没当上学生会主席就是因为我不是团员（1952年就不是普选了）。按照我在学校活动的积极性，想成为团员应该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不想入团，内心对此事有一点点排斥。自参加革命起，我对这种组织束缚就有反感。非党团员在任何组织内犹如后娘的孩子受歧视不重用。在我一生中，一是家庭成分的包袱，二是对党、团员，就是水平表现和道德都不占先的，在提拔、升级甚至评先选优中也要优于非党群众，由不理解到反感。这是我精神压抑的根源。
成绩下降，报考师范
初中三年，由于偏重了学生会的事务，尤其是排话剧，严重干扰和占用了我的学习时间。我的学习成绩逐渐下降。这一点我自己也意识到了，但是没引起太大的重视。一个是有些浮躁情绪，尤其因不是团员没能任学生会主席，有赌气心理，想多做些工作,让老师和同学们评价。老师也提醒过我，但他也不敢多说，怕担责任——在那个年代，要说学生搞社会活动耽误了功课，容易被扣上政治帽子。
我是到毕业升学时才对参加过多活动耽误了学业感到后悔的。第一次升学考试，我想读中专，报考了工业中技学校，结果考试落榜了。这对我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甚至痛哭了一场。这一次，自信心也好，所谓脸面也好，都受到了打击，有了自卑感。
不过那时候学校是自主招生，招生日期各学校可自定，这个学校考不上，还可以报考别的学校,时间也没有死规定。有些不大受欢迎的学校招不齐，可以第二次招生。第二次招生，有点像现在的补录。我第一次考试落榜后，山东工学院招教学辅助人员，初中毕业就可以报考。我报完名之后，又感觉报考这个的人多，怕考不上，就没去参加考试。我觉得考师范的把握性比较大一些，所以又报了师范。师范在当时普遍不受欢迎，只有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报考。
其实我那时候不愿意上师范，我本身就厌烦做小学教师，一想到哄孩子，吃粉笔灰就很沮丧。而且那个年代教员这个职业不受欢迎，我本来就不愿做孩子王，但是我也没办法，考师范是上学的最后机会。已临近开学了，于是我先报考淄博市的周村师范，该处离济南有一百多公里，但离家近，我坐火车过去，考完回来后，遇见济南师范补招，我就又报了济南师范。结果周村师范和济南师范我都被录取了。但我还是选择留在济南，周村师范离家虽然更近，但济南是省会城市，这里熟人也多，且济南师范也较有名气，校舍、教学设备、师资力量都比周村示范优越得多。
颓废的时光
虽然进了学校，比没考取任何学校感觉踏实，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不心慌着急了，但对毕业后的职业是非常不满的。起于初中的经验，这时我对政治更加厌烦和疏远了，绝不参加任何体育之外的带政治内容的活动。
1953年秋季，我开始在济南师范上学。这是个解放前的老学校，全称是山东省济南师范学校。该校创建于民国初期，是全国最早的师范学府之一，也是山东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地。这是一所体制较为完善的学校，制度完善，教学质量也不错。还有一点比较好的是，师范类学校是包食宿的，这为我家节省了一大笔开支，不过毕业以后必须先教三年书才可以转到其他行业。本来就不情愿当小学教员，但又必须干三年，使我垂头丧气。
在学校里，我是校篮球队的，班主任经济民是体育老师。经老师虽说体育技能不怎么强，但是体育理论方面很精通。他不算严厉，我和他的关系比较好，我们除了谈学习上的事外，还谈一些生活上的事，谈到我参加革命、扛着八路军的枪，甚至谈我的婚姻问题。与班主任的接触，算是我上学期间少有的与人接触、谈话。而在大多数时间，我的情绪都极为低落，思想沉沦，任何人都不接近，老想跳出这个职业圈。虽也知道教师也可提拔到政府和其他职位，但像我这样疏远政治、家庭成分又差的人，是不可能的。
我比较反感当小学教员，当时选择师范是出于无奈，我的想法是先上了学再说，等于师范学校只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小学教员俗称教书匠，在社会上也不太受尊重，改革开放以前，比工、企、实业单位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有低一等的。反正能干点其他事情的有文化的人都不想当小学老师。当然，我反感这个职业，还有我自身的原因——我认为小学的儿童不好管，又不准体罚，我是急性子，这种婆婆妈妈哄孩子的事一想就腻烦，成了心里去不掉的阴影。
可以说，在师范我有些气急败坏，感到前途迷茫，内心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思想。
1954年，粮食施行统购统销政策，城市定量供应。放暑假回家我才真实了解到动员（逼迫）农民卖粮、宣传缺粮时可到粮站购买的情况。直至各户只留有少部分口粮，到缺粮时再想购回，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大部分农户掺糠吃菜直到麦收后才有好转。
我在济南师范的这一段经历比较简单，我对啥东西都提不起兴趣，有时候又有些玩世不恭，反正是混日子。那段时间的我内心比较封闭，只是偶尔和打篮球的人交流一下，基本上不太和其他人说话。现在回过头去想，那段时间我过得太沉闷、颓废，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上课，下课以后打篮球、练双杠。课程除语文、数学、理化、世界史、地理、生物外，还有专业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无外语，政治课是“科学社会主义讲座”，对政治课我很反感，尤其是1954年后的宪法课，觉得对照现实简直空话连篇。对于必修课，我认为考试及格就行了——就是这么个敷衍的态度。
年纪大了以后，回想起来不管干啥，学到知识是最重要的，人家说“学识就是占有知识资料”，这是真知灼见。但是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事后想起来，觉得自己两年半的时间没有扎实学习。不论何种原因，没有扎实、深入、牢固地掌握知识，不成了一个浮华的混混吗？这时我仍然没接受初中阶段的教训。那段时间的我，情绪低落，失掉了大方向。我有点儿厌世的情绪，态度消极，觉得不喜欢就不去学习，敷衍了事。我颓废到最恶劣的时候，不但旷课，还抓住理由和老师顶嘴，而不是对师长谦虚地提问题，不但是礼貌道德问题，也违犯校规。给老师将一军好像感情能得到一些发泄，却得到班主任的谈话警示。
记得有一位教生物的老师，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五十来岁。有一个同学在老师提问时可能答非所问，老师就对他说：“不知道你就别胡说。”这一次我没有在课堂上发言。下了课以后，我就对这位生物老师说：“老师，你在课堂上说学生‘胡说’，这个话不恰当吧。”我的意思是老师也应当尊重学生，将他一军，不料他到了下一节课时，就说：“我上一节课说的那句话有点儿欠妥，请同学们原谅。”没想到，这位老师竟如此虚怀若谷，他愿意接受学生的批评和建议，并没有因为我的话而态度强硬或告知班主任说我的坏话。这对我有很好的印象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