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顾前望兮有余愁。
人谓机会臣谓命，
孰欲抗争痴且违。
可能是隔了一天，就开会了。会上约有二三十人，都是处机关来的干部。党委书记宣布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王道九辩论会开始。” 就这样，右派分子的帽子重重牢牢的戴在我头上了。
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第一条理由是说我侮辱共产党员。这原由从何而来呢？我刚到玉门的时候，宿舍里有一个转业过来的共产党员，他是器材科的库房保管。在一起都住熟了，我就开玩笑说：“你在库（裤）里工作吗？”他说：“嗯。”我说：“忙不忙啊？荡悠荡悠一天混日子，荡悠荡悠一天。”这是开玩笑的话，但这时却被当成一条罪名，说我侮辱共产党员。开始时叫辩论不叫批斗，不准打骂，若像“文革”中通过肉体触及灵魂时，那一场不打死也说不定被打残废。
还有一条罪状是新产生的，就是因为我在培训队苦闷之中写的那首打油诗。没想到头一天刚写上，第二天开会就将其作为罪状罗列出来了。
第三条罪状就是我在上学时说的黑龙江以北国土的问题。我把我的理由复述一遍，现在苏联是实行国际主义的老大哥，而且中苏又签订了友好条约，还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海参崴一听就是中国地名，按理应归还中国，为什么不归还，他们标榜的是马列和社会主义的典范执行者，却言行不一致。这是一条挑拨中苏关系的大罪状。
当这些罪状一条一条在会上宣布，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候，我很气愤。我站起来冲党委书记说：“你血口喷人！我以前没反过党，现在也没反党，将来我也不会反党。”我又说，我13岁就一支大枪四颗手榴弹跟着行军，我没有理由反对共产党；“土改”的时候我帮助贫下中农搬家具、装粮食，双手赞成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对某些政策措施我是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和抵触情绪，但我从来没反对共产党。我的发言说明这些实在想法和观点的时候，会场上响起了尽是“打倒王道九”、“嚣张气焰”、“低头认罪”等的口号，又说我说话不老实，不交代真实的反动思想。我知道在会场上发言喊口号的，都是已经在会下安排的骨干积极分子。
会上还列举了我的另一个言论，但是总结材料上没有这一条，是我后来想起来的。1950年的时候提出解放台湾，但很快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就是没有美国插手，中国的空军太年轻了，又无强大海军，解放台湾恐怕空军也起不了啥作用，陆军望海兴叹，只能空喊。这是蔑视解放军。这些本是闲谈说的，会上也提出来了。
隔了一天，党委书记找我个别谈话，他对我说：“你的这个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都是灰色的，我们批评你的目的就是让你赶快悔悟改正。”后来，专案组的专案人员也找我谈了一次。这时，我精神上的压力很大，不过没有受到皮肉之苦，虽然有时候个别人说了一些粗话，但是没有很侮辱性的言辞。
隔了四五天，地质调查处召开了全处人员参加的“千人大会”，以造声势。说是“千人大会”，实际上也不过两百多人，即便如此，也算是声势浩大了，就连在野外搞地质和测量的以及轻便钻井队的人，也都调回了一些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这就预示着运动就要全面铺开了，各个角落都得开展起来。
辩论的时候，让我站在录音机（钢丝录音机）前面发言。谈到新旧社会对比时，众人说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生活怎么样，得出的结果是新社会好，旧社会不好。我说：“那么比不行，人和披毛戴角的兽类能比吗？那不是一码事啊！国民党横征暴敛，共产党德政爱人民，这能比吗？比一下也可以，但即使是新社会，政策也好，实际操作也好，能一点儿缺点错误没有吗？不可以提吗？”在“千人大会”上，我把内心的想法说了出来，会场上立马炸开了锅。安排发言的积极分子跳到我跟前点着我的鼻子说：“仍然猖狂反扑，死不悔改。”
说到黑龙江的领土问题，又有事先安排好的人和我辩论，我又叙述了一遍我不变的理由。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先叫海参崴，明显是中国的名字，沙俄掠夺过去以后，才改成符拉迪沃斯托克了。对方听了我的陈述之后并不服气，还是说挑拨中苏关系，那是帝俄不关苏联的事，并说要去兰州图书馆借地理变迁图。
请君入瓮
我又重复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典型的讲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沙俄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就应归还。”我这言论一出，会场上一片不准再放毒的口号声。说我挑拨中苏关系，此后便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了。记得在那时候，“右派”言论有几大标准：对党不利的言论、对社会主义不利的言论、对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不满什么的。挑拨中苏关系，是标准的一条罪名。
在各种口号与批判声中，我被轰下了台。见形势如此，我也就无言以对了。原想只要有理有据就可过关，辩论应是自由的，这时的我才意识到，发言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的我只有激愤和怒火，热血上涌，有什么说什么。再以后，我开始焦虑了，整夜睡不着觉。反反复复地想，这样下去于事无补，还是听话一点儿吧，别再硬争下去了。
“千人大会”后，我的处境十分艰难，处里不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整天就让我写交代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就是达不到要求，并且各种大小会纷至沓来。记得在给我签字的最后的结论材料上，写着“大小会议四十余次”。每一次会议，都是针对这几条罪状讲来讲去，要求我坦白交代新罪行。参加辩论会的这些人，是积极分子、厂里的骨干；还有好多是政治上有些问题，还不能定性的人，让他们来接受教育；还有一些来旁听的人。记得当时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是：“不论是定了‘右派’还是没定‘右派’的人，要通过这个运动向党交心，改变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大小批判会和写交待材料的空隙，我的另一任务是帮助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转业军人、也定为右派分子的周太珍写交待材料，挖思想根源和动机。
我是玉门矿务局上《石油报》的前几名的“右派”之一。“反右”发展到后来，“右派”越来越多，加上“坏分子”，光地质调查处就有一二十个。1957年9月，我被刊登在玉门《石油报》上，说我是“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又说我家庭成分是地主，受过处分，生活消沉，仇视社会主义，犹如一盆脏水泼在我身上。有几个常接触的朋友纷纷写信声明与我断绝关系，划清界线。
在“反右”运动中，我渐渐体会到，原来我平时随意讲的一些笑话，现在也成了罪状。说个题外话，当时机关团支部书记姓杨，他给我搜集的“右派”材料就不少，不过他后来也成了“右派”。后来落实政策，我们相继回到玉门。我回来后在野外井队上当食堂管理员，他比我回来得晚，没见着我，就给我写了封信，让别人给我捎到井队上。他在信上说：“我陷害过你，我很对不起你。”我回复他说：“我倒没那么想，你那时候给我搜集材料是党布置下的任务，要是我在你那个位置，我也可能会做这种事情。是客观环境的缘故，你是被动的，你也是迫不得已。”后来，我还主动上他们家里去拜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