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结婚那天是农历五月十六。结婚有一套旧的仪式与风俗，我们当时结婚礼仪还算较简单，虽是按仪式走的，不过时间上缩短了。比如按理要三天的礼仪，现在当天就结束了。那时彩礼也简单，不兴要钱，就是要一些棉花和布匹。
结婚当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一般，胖胖的身材，个子不高，五官还可以，虽然算不上美，但也不算丑。我与她相处的时间很短，五月十六结婚，七月初七我就离开家随政府转移走了，之后就上了学。到1956年我们离婚，虽结婚近十年，但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她对我是尽旧道德的夫唱妇随习俗，任何事情都是竭力支持我，如变卖她的嫁妆供我上学。父母对我有什么怨言和指责也悄悄告诉我，提醒我哪方面要注意，但十年了没有生育。
1956年，我去了玉门后，特意检查了生殖能力，我都没有任何问题，那无疑就是她的问题了，最后忍痛提出了离婚。我先是给县法庭去了一封信，说明情况；然后给岳父也写了一封信（王芳英不识字），说明了离婚的理由。我给家里也写了信，我说：“离婚后，家里的东西，她愿意要啥就让她带啥，以后要是需要的话咱再买。”似乎不到两个月，法庭的判决书就下来了，我们正式离了婚。
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她没有生育能力。一是父母也有意见，二是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有考虑，若是一辈子没有子女，也是大事。她自己也知道自己身体有缺陷，对我及我家有些内疚。所以我提出离婚后，她也没有十分反对，只有痛哭不止。
从感情上讲，我是十分不忍的。在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我们真情相待，她事事都依从我。她不懂什么是爱情，只知遵从旧社会的三从四德。另外，她对我确实太痴心了，任何方面都很依顺我、支持我。我在学校打篮球费鞋，买不起胶鞋，她就不停地给我做鞋，一学期要做三至五双；我一回到家，她就给我打洗脸水，伺候得很周到；我有时候早上起晚了，她也不催我，而是给我留下饭。所以提出离婚时，我是十分不舍与心痛的。
1956年离婚之后，她找了本村一个正儿八经的贫农结了婚。那个男的比她大两岁，看样子生活还是和谐的。领养了她妹妹的一个女儿，算是有了孩子。女孩长大后进了工厂、结了婚，也买了楼房，不过对王芳英并不好。王芳英年纪大了以后可能有高血压，而且偏瘫，丈夫比她死得早，女儿、女婿对她照顾不周，听说她晚年挺受罪的，我想帮忙，但又没有理由和渠道去帮，只好心存遗憾了。近两年，听说她去世了，晚年比较悲惨。
回想起她来，我对她有许多感激，也有一些遗憾。她在我家待了10年时间，虽然我俩相聚的时间很短，但感情很融洽。她不善于交谈，我俩在一起话也不多，她完全满足了我大男子主义思想。当我知道她不能生育的时候，我并没表现出来嫌弃她的样子，反而是她有一些自疚。
我很感谢她，在那近10年的时间里，我很少在家，家里边的老人都由她照顾着，家务劳动也都是她在打理，做饭、纺线、织布、做鞋、做袜。有时候我在家，常看到她如同母亲当年一样忙到深夜。旧社会的妇女是很苦的，一天三顿饭要靠她，麦收秋收，摘棉花都很忙碌。她不但无怨言，而且各方面都做得较好，她熟悉女红，做鞋合脚，衣服合体，还得做一桌好饭菜。
在那近10年的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顶过嘴。现在回过头去想，我觉得那十年里，我们俩应该是有爱情存在的，只是和一般的爱情表现方式不一样罢了。直到她死，我也没有机会在精神上或物质上给予她补偿，这是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一起走过大半生的老伴
1961年9月，我从玉门下放回家。过了春节，大概是在1962年3月，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刘翠霞。她也是离异，和我同岁，没有孩子，这时在她娘家已经住了两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当时我已近30岁，父母也老了，没有个媳妇在身边，日子确实不大好过，所以当别人给我介绍的时候，我就很满意。她见我虽是离异，但也没有孩子，又是独子，所以也愿意。她亲自上我们家里来了解具体情况，隔了半月我们就领结婚证了。那时的结婚很简单，用大车把她接过来，按旧俗拜了天地，这就算是成家了。
她是个典型的、适合过庄稼日子的人，勤俭节约，勤劳能干，只是没文化，没心计，固执己见，犟脾气，很难接受新事物。有时与人闲聊起来，过了半天才想起有要紧活儿要做，但没有时间了只能往后拖。比如孩子们的衣服第二天就等着穿了，她才急忙裁布缝制，不过她会一直干到凌晨四五点钟，稍微躺一会儿，便起来做早饭。在老家的时候，每年的除夕，她从没有早睡过，孩子们哪件衣服缺扣子，哪双鞋没鞝好，她都要拾掇到很晚。她侍奉老人带孩子，做吃做穿，辛苦忙碌了几十年。
正因为如此，我对她各方面是迁就的，尤其是在我退休以后，我处处都是忍让着她。她对我有想法不直接说，只对要好的朋友倾诉，有时候又会有些多心我对她有贬低之心，我也尽量理解她。她有时说话不着调，与我母亲会闹点别扭，但我知道，她的本心还是善良的。她陪我走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俩之间还是有默契的。如果说要给她一个评价，那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妻子刘翠霞近照
儿女的情况
我和妻子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老大是女儿，叫王春红；老二是儿子，叫王学光；老三是女儿，叫王爱琴；老四是儿子，叫王学跃。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每个孩子的情况。对子女的教育，我既不打骂训斥，也不絮叨说教，基本是让其自己发展，自己认识各种事物和学会处理方式。
前文已经说到了，我的大女儿是在我落实政策之后招工去的玉门。我到河南中原，组织允许带子女来河南，但考虑到她婆家情况，我就没硬让她过来。大女婿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不在玉门，亲家两口子年纪都大了，只有他俩在身边。要是我把女儿调过来，女婿肯定也得过来，将心比心，如让他们远离老人，我怎忍心？有的人说：“你把姑娘放在那里放心吗？”“有啥不放心的？她建立了家庭，又有组织照顾，她丈夫及公婆也都在那里。”一直到现在，大女儿都没在我身边。她在玉门待了一段时间后，调到了新疆土哈油田，至今在那里工作生活。
接着说一说老二的情况。因为我将第一次招工的机会给了女儿，他对我有些怨气，在家闹了几回——家里人说他赌气赌了两年。他大约是1983年初中毕业的，没参加中考，复习了一年仍没考上（后来参加工作脱产学了高中课程）。在招工之前，他一直在家种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也为这个家庭出力了。1985年中原油田招工，他被招收成为一名正式职工，直到现在。
老三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在油田上当了临时工。1993年我退休时，她顶替我成了一名正式全民职工。总的来说，生活和工作也都不错。老四比较调皮，不愿上学，小学都没念完，后来也在油田当了临时工，做些电焊之类的杂活。后来在泰安就业，工厂破产失业后自谋职业，好在有钳工技能，找工作比较方便。
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因家庭贫困，我终日操心吃喝，所以对他们关怀不够，教育不多，更无过激的说教，我任其发展。他们小的时候很害怕我，因为我对子女比较严肃，可以说对他们不苟言笑；而在后来孩子的成长阶段，我又没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孩子们对我感到有些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