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工资我还有些憋屈。按中央文件规定，右派分子复工不足四级工工资的，按四级工的标准发。当时玉门四级工工资是70~80元。我想到落办问一下，但一想是局党委会批的，肯定有说道，他们对中央政策比一般人了解、掌握的多，要改变实非易事。而且玉门局对这批人仍有歧见，直到现在想起来仍有不甘之心。我对金钱绝非斤斤计较的人，而且现在比以往的21年生活，从各方面都很满足，但对这种事，我是忿忿不平的。
来到井队食堂，从未接触此项业务，一开始我对食堂管理的业务感到生疏，不过力求认真负责，渐渐地也就熟悉了。没过多久，石油部在青海柴达木组织了一次会战，胜利油田、玉门油田等都参加了。
我所在井队要到青海去，这时钻井处党委组织科通知我，要调我到钻井处的机关食堂去当管理员，还说是书记点的名。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有些不快，不愿到机关食堂。一是在这里有野外津贴，二是因为井队食堂管理员的工作较为轻松。井队就餐人员名额是七十多个人，但真正就餐的只有四五十个人，管理员的工作就是领领饭票，发发餐证，买菜买粮，轻松得很。而钻井处的机关食堂是局里树的红旗食堂，就餐人员多为机关干部，比较挑剔，要求也高，我免不了要与当官的打交道，也就是侍候官老爷，感到有些为难。我又不求升官不求发财，年龄也大了，这儿又摊子大，操心费力还可能弄个尴尬下场，与当官的打交道正是我的短板。再说，那种树的红旗标杆单位，一半是靠扎实的成绩，一半是靠弄虚作假、请客送礼得到的，我自量很难做到这些，硬学是学不好的，反而弄巧成拙出笑话。若保不住红旗，怎么个下场？不如在井队上多拿点钱实惠。
复工管理食堂
这样想着，我就找到我们这个井队的队长，队长是我山东老乡，是1965年从胜利油田过来的，认真直爽，与我关系不错。我找他帮忙向上头说说。没过几天，他就回来跟我说：“我借远征会战不宜换人和你的意见，上头不让你去二食堂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恢复工作后的这些年，总体来说是挺顺利的，心情也较为舒畅。尤其是工资待遇不错，能使穷困的家里生活大有改观。其间还有一件可记录的事情是，1982年，我收到请帖，参加了民主同盟玉门支部召开的茶话会。参加会议的不足30人，会上让提一些针对落实政策后的问题。最后一项，鼓励到会的人写申请书加入民盟。我认为民盟组织内的人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好的社会名望的，我自认为不够资格，就没写申请。
民盟座谈会的邀请信
在此期间，还有两桩事儿值得一提。1979年年底，出台了一项全国性的政策，即在矿山或野外工作的老工人，若无子女被招工的，可以无条件招一个子女。我的四个孩子中，最大的是女儿，比老二儿子大一岁，我就打算把这个机会给大女儿。朋友、同事知道后都说：“你这个人太怪了，为啥不把这个名额给你儿子而给你闺女呀？”我说：“儿子和闺女都一样，我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谁大招谁。”
录取前有招工考试，按考试成绩分配工作。四门功课除了语文、数学、史地外，还有一门是政治。大女儿只上过一年学，我有些担心，就给她猜政治题，别的文化课，补是来不及的。当时，华国锋刚刚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四个西欧国家。我就对她说：“很可能考政治有这个题，时事政治，华国锋出国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几个字她不会写，而且以前就没听说过这些词，读都读不顺口。我就耐心教了她半天。这题目还真考到了，但她记不住这些拗口的字句，更不会写，四项考试总共得了三分。
让女儿去参加招工，也是我办的一件歪打正着的事儿。1979年女儿16岁，第二次老工人子女招工机会是1985年年底的中原油田。大女儿这时都22岁了，若是她没有参加玉门的招工，这时肯定在老家已结婚（女孩在农村一般20岁就结婚）了。按规定，就不能参加招工了。1979年的工作给了女儿，这样一来，后来的机会就可以给儿子了。现在想起来我无重男轻女的思想让女儿都有了参加招工的机会，算是一种巧合吧。
另一件事是大女儿的婚事。1984年她就20岁了，到了结婚年龄，对象是她自己找的，是个修车工。她跟我说这个人姓和，他爸爸在物资局。我惊讶道：“原来是老和的儿子，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1958年下农场监督劳动期间，老和是下放劳动的正式干部，一到农场就给我们当队长。”时隔20年，现在他儿子成了我的女婿，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巧合。
甘肃的婚嫁风俗与山东稍有不同。虽然都是男家要给女家彩礼，但在山东，彩礼一般都会给女儿当嫁妆，随女儿走；甘肃的习惯是，彩礼会留下给儿子娶媳妇用。另外，女家有几口人，不管五口还是十口，男方得给每人做一身衣服。
大家都知道我家里人多，又刚复工不几年，家庭经济比一般工人困难得多。这时介绍人就问我：“他们要领结婚证了，你有啥要求啊？”他没直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你要多少钱？”我说：“孩子们结婚，我没啥要求。”他一愣，说：“你的这个经济条件大伙都知道，你怎么不提要求啊？”我就又摇摇头说：“我没有任何要求。女儿的嫁妆我尽力而为，不会拿女儿卖钱。”——我后来听说，男方家里那时至少准备了三千块钱，1984年，三千块钱也不算个小数。知道这事的都很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入乡随俗。
之后他又问：“你有多少桌客人？”这边结婚兴女家和男家一块在饭店里请客，饭菜酒烟的开销男家全负责，各自收的人情份是自己的收入。我说：“我有朋友、老乡，我自己请，不和他们掺和，我不能拿姑娘卖钱。”他听后就说：“你这个老人很特别，有些不可思议。”我说：“我当了20年的‘右派’，可能与这个有关吧。”
也可以说这是“右派”分子的特有行为。
后来有些熟人也劝我，我就说：“我不想随这些世俗大流，社会上这些庸俗的作为我反感，我不想随和，我有我的想法。”我不要男家的钱，也没经济力量给女儿陪嫁，只让家里做了四床被褥。这也是我这个“极右”分子独有的社会理念和处世态度。
复工管理食堂
这也是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情。
1984年3月份，我们调换了队长，他是个不足30岁的年轻人，姓史。一看就是很有魄力，办事干净利索的人，但也傲气十足。全队不论生产还是生活都要他一人说了算。我只是对他点头示以礼貌而矣，可能他认为对他不够尊敬和顺从，变着法给我出难题。买菜时让我给他带菜，不说品种、份量，结果买回来嫌质量品种不合意。他向我要粮票和食用油也不说数量。我们食堂会计是很会适应环境的人，悄然告诉我队长要走了三百斤粮票，这是违反食粮政策和食堂管理规定的事。我就装不知道。但有一次午休时间，倒班的工人都睡觉了，我有事走出帐篷外（井队那时全住帆布帐篷），正好碰上史队长，他从一个姓高的工人探亲家属住的帐篷里出来，一见我，表情很不自然，我也回过头走过去。自此以后，他变本加厉找我的麻烦，但他是小队长，还不是科级，论身份我和他是同样的干部，他也无权调动我。大概在7月份前后，我觉得不值得和他怄气，就主动联系到其他井队食堂去了。那年9月，我被调往中原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