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往中原油田采油四厂
1984年10月，我申请调到河南的中原油田采油四厂。采油四厂是新建的厂，原先这里的几十口油井是采油一厂的文南大队管的。采油一厂的“摊子”太大，管理难度大，玉门原油产量只降不升，人多为患，石油部从玉门调过来一批人接管文南大队。四厂成立时，从厂长、书记、工程技术人员、中层干部到炊事员，共一千多人，我也随之来到了这里，根据我之前在玉门的岗位，一来到就被安排在生活管理科任临时食堂的管理员。在玉门时，就通知各业务人员要带齐资料，而在这里不需外出采购，可打白条签名入账，在玉门是不允许的。
文南大队腾出一个大食堂，我顶着“干部”帽子，又是在玉门干食堂的，顺理成章地负责起了这个食堂的开办工作。这个食堂只是一间大房子，没有炊事机械，近千人吃馒头都靠人工揣面，不过肉菜等都由单干户直接送来。
从1984年10月到12月的这三个月间是做接管生产准备工作。接受了一个食堂，因炊事员不足，每天都调换帮厨人员勉强开饭，非常混乱。1985年元月正式建厂，并接管生产，其他生产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着，食堂也得跟上，预备成立一个上档次的食堂，于是在1984年12月，让我上北京购买炊事机械。我到了北京后，随意找了个旅馆住下，买了近两万块钱的设备，从和面机、压面机、烤箱、饺子机，一直到打蛋机、淘米机，食堂里用得上的炊事机械都买全了。中原局三十多个二级单位中，我们食堂的设备是最齐全的。
设备买回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炊事员不够，挑选炊事员、采购员，选出班长，一切准备就绪。等到元月，新食堂就正式开伙了（原先的旧食堂为一食堂，新成立的这个叫三食堂，另外有一个机关食堂是二食堂）。这时离春节不远了，到了春节，估计局里领导前来慰问视察。为此，我就和班长商量说：“你煮一些肉皮冻，放上各种食品色，色香味调得好一些，等慰问团来了，你把它们摆上。”慰问团来了一看，果真交口称赞，评我们为标杆食堂。
二食堂位于临时板房内，主要是为机关领导提供伙食的，另辟了一间正规房子作为厂级干部的餐厅。在这里就餐的不足十人，都是处级干部，一般职工是在窗口买饭、大餐厅就餐。二食堂特设一个小灶是专门用于处级干部和招待来宾的，无论局里来人也好，其他客人也好，都开小灶。二食堂原先的管理员姓刘，他是按玉门的规章制度管理食堂的，领导们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8毛钱，按此成本核算准备饭菜。实际上成本远远超过8毛钱，这样厂领导吃得还是不满意，就把姓刘的调走了，而把我调了过去，这大概是1985年4月的事。
厂长和我谈话，大意是大家吃得不太满意，让我努努力侍候好还未来到的处级干部。但我并没有很好理解厂长的意图，他不提成本核算就是暗示可不计成本安排饭菜，我还是本着成本核算的原则准备饭菜，只是给添了两样小灶炒菜，外加一个凉菜和汤，主食仍是面条、馒头、大米饭。因炊事人员少，没有给他们做水饺、包子、各类烤饼等花样，也很少有鸡鸭鱼等全荤菜。当然他们还是不满意。调到机关食堂后，天气渐热，我为弄好菜品，终日操心劳累，我身体有点虚，又有胃病，后来因吹电扇患了重感冒，输液十天都没缓过来。虽然我费尽心思想把饭菜做好，但因仍牢守成本核算（其实这样大大超过了8角钱），结果还是不能令领导满意。他们连8角都不交，把多吃多占视为常事。
因为我也没侍候好这些厂处级干部，趁我有病，领导就把我换了下来，让我去总务组管理采购和发放物资事务，仍是生活科业务，但很庞杂。小到宿舍的床垫、拖把、扫帚，大到全厂的办公用具和办公用品，都要总务组管。
我在总务组待的时间也不长，原因是与生活科科长在工作中有一些分歧。科长是个“谨小慎微”的人（这是厂里书记给他的评语），他的特点就是只管带好队伍，管好人，至于业务方面，则不按实际，凭空想象，如他决定的写字台比规定标准高出两厘米，但椅子仍是原来标准的高度，致使不实用，几十张写字台最后基本报废。再比如，财务科批给生活科一年一次预拨款，他在采购物品一些细节上固执己见，吹毛求疵，结果一批物品只要他不满意或别的原因就给厂家退回去，看过多种样品也不满意。结果当年（1985年）批拨30万元的费用，只用了不到一半，年底就作废了。职工因本该配备的用品用不上而情绪急躁，都认为是总务组的过错，实际是科长在作祟。我做了众矢之的的冤大头。
我与科长的矛盾，一是他固执己见，不顾事实，有钱花不出去（至少有两三年的经费用不完年底作废）。更不用说做后勤工作要千方百计地讨要经费，为职工应配备物品，职工福利才有保障，科长在这方面一丝一毫的想法和作为都没有，工作被动得很。
我为此有些意见牢骚，不久后，大约是在1987年年初，我便被调到了房产组当资料员去了，代替我的是原先在机关食堂工作过的老刘。大约在1990年，老刘又惹恼了科长调离了总务，另外这几年来我和科长的矛盾也缓和了，他就又把我调到总务组了，这之后一直到1993年我退休。
调往中原油田采油四厂
二次来到总务组后，我都五十多岁了，回想这几十年，因为自己的性格脾气，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于是在这之后的时间里，我克制了自己的脾气，尽量不给自己找麻烦。在中原油田的短短几年时间，我的岗位调来换去，有些坎坷，我到最后因接受教训，工作还算顺利，直到平稳退休，但是我并不后悔。
还有一件发生在1985年在食堂期间的一件事。有一次，科长见我写的字还较工整，就让我到科里做会议记录、汇编各种文件、写通知等类似文书的工作。他认为是本科人员互调，就没有向管后勤的朱厂长请示，朱厂长知道此事后，可能是刚建厂，虽是小事，也急于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听说把科长呵斥得下不来台，就这样，立马把我又撵回食堂去了。我倒无所谓，可是从中体会到当官之道。
有一次，晚上10点多钟，科长领着朱厂长到食堂，说还没吃饭，可炊事员都下班了，只剩一个值班的女职工，因有心脏病啥都不能做，也不会做，科长给我使眼色，意思是要重视。我心想饭菜都是凉的，并无熟肉之类的菜。灵机一动，打了十个荷包鸡蛋，配上调料做了个汤端上去。结果科长说，这次厂长很满意。大概后来我调去总务也与此事有关吧。这仅是我眼中的官场的一瞥，让人恶心。
我的第一个妻子
我这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在1947年6月，她叫王芳英，是我很感激的一个人。我和第一个妻子的婚姻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年我才13岁，她18岁。我们当地十三四岁结婚也算正常，不过促成我这次早婚的，还与社会环境谣传有关。那时正值“土改”激烈的时候，新解放区到处流传着“共产共妻”的传言，而且村里成立了妇救会，要求妇女参加。按我们那儿的旧礼俗，妇女参加妇救会、搞宣传扭秧歌是违背妇道，丢人的事情，尤其是未嫁的姑娘，所以家长就急着让女儿出嫁，结了婚就可以少担口舌是非了。因此，1947年夏的这几个月中，我们地区适龄青年大都急促草率成婚了。
我与王芳英是早就定了婚的。这时女家催促赶快结婚，于是我在父母的安排下就娶了这个大我5岁的妻子——为啥要娶年纪大的媳妇？这也是当地习俗，女大男小，女大能干活，娶媳妇就相当于一个劳动力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