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妹在日本厚生省[4]做翻译。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日本人的孩子留在中国，被中国人收养，20世纪90年代陆续回到日本，我妹妹就负责滞留在华的日本孤儿回国的事。有一次我妹妹他们开会，与她同住一个房间的是一位名叫北齐可代的老太太，她是日中友好协会的成员，曾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会中文，在沈阳市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北齐可代在日本是一位很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在与我妹妹聊天的过程中，她聊到了当年中国在日本的劳工问题。我妹妹感概道：“我父亲就是被俘虏到日本当劳工的人之一。”当时日中友好协会负责调查七尾港的劳工问题，那是中国劳工集中的地方，而我父亲恰好是以前在七尾港的中国劳工，事情就这么巧。
通过北齐可代，妹妹和日中友好协会石川分会的人联系上了，他们听到这件事后很重视，先跟我父亲通了电话，接着又来到中国，面对面地了解情况。
1998年，我父亲接受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远赴日本协助调查劳工事件。其实在1998年之前，每逢日本天皇过生日，日本大使馆都会邀请我父亲参加，但是自从1998年我父亲开始参与劳工事件，就再也没有收到这样的邀请了。
当时父亲代表的是中国劳工，同行的还有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代表、慰安妇的代表，他们一起在日本各地演讲、开记者招待会，后来先后两次到日本国会议事堂参加答辩会。
那次答辩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些不怀好意的日本记者，问我父亲：“听说你们到我们这里是自愿的，不是劳工，每个月还可以领到工资。”
一听这种颠倒黑白的话，我父亲气得直接站了起来，拍着桌子用日语骂道：“八嘎！”（音译，翻译成汉语就是“混蛋”的意思）然后说：“我是作为共产党的嫌疑犯被抓来的，你们先把我关在集中营里严刑拷打了3个月，然后送到这里做劳工。与我一起来的还有国民党的战俘，南京大屠杀中的俘虏和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怎么是自愿的？你们把我们弄得身体垮掉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直到1945年才回到中国，健康没了，家也没了。在这种情况下谁给我们发工资？我们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拿到。”
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我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著名的考古学家，这么一个人竟然都骂人了，他气愤程度可想而知。
然后父亲控诉了他们做劳工时的苦难生活。1944年，日本因为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国内劳动力短缺，他们这才躲过被枪毙的命运，被押运到日本，在码头上搬运日本从中国掠夺回来的大米、玉米、大豆、高粱等粮食，还有矿产资源。那种生活真是猪狗不如，每天就那么一点黑面麸子做的小窝头，还要挨打，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有人受不了这种生活选择了自杀，侥幸活下来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得了疾病，部分是终身残疾。
我父亲说的这些话在日本激起千层浪，当时他记忆力十分清晰，文化程度高，国会那些人问他什么就答什么，而且还有分析，有理有据，逻辑清楚。
后来我第一次陪父亲去日本石川县参加记者答辩会，下面有一个日本当地的国会议员，给我父亲提出了很多刁钻古怪反华的问题，我父亲当场回答，由于情绪激动，回答到一半的时候，心脏病突然发作，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然后我和妹妹赶快把父亲带到休息室里，给他吃药，其他劳工接替父亲上台演讲，等我父亲的情况缓和了以后再回去继续答辩。这种情况已经在日本发生过两次了，所以父亲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寻求资料，多方考证
父亲为劳工事件花了很大的精力。
1998年是父亲第一次因为劳工事件去日本，当时他身体很好，所以我就没有陪同，是妹妹直接在日本那边接的他。
刚接触劳工官司，妹妹手上没有当时到日本的劳工名单，就自己花钱买了两本书，这里面有3.9万多名劳工的姓名、家庭住址、被俘日期，特别厚，后来她把其中一本捐给了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本人坚持说这份名单很完整，没有遗漏人员，但是我们不这样认为。
1998年父亲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同行的还有日中友好协会石川分会的一些人，他们大部分是社会党人士。为了调查事实，我父亲、妹妹带着这部分人先后3次来到河南。七尾劳工营的人大部分都是从河南抓来的，还有当地伪军，比如剿共自卫团，他们的司令为了凑劳工人数，把整个建制都交给了日本人，一块儿当劳工了。所以我父亲说，劳工营里有国民党的人，有像我父亲这样的共产党嫌疑犯，也有被抓的普通老百姓，还有一些本身是反共自卫团的人，大家做了劳工以后，身份都一样也没什么派别。
七尾这个劳工营是一共400人，通过和当地民政局联系等各种方式的寻找，最后我们只找到了不到二十个人，当年的那批劳工，如今大部分人都去世了。
现在能找到的这些劳工，一半以上双目失明，百分之九十以上单目失明，我父亲是得肺结核回来的，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健康人。由于当年这些劳工突然被抓走，家里人不知道他们到哪去了，甚至以为已经死了，所以有父母哭瞎眼的，有妻离子散的，能找到家的是极少数，大部分家破人亡，特别悲惨。尤其是那些反共自卫团的人，本来就属于汉奸的军队，又被带到日本，所以到底是自愿去的还是被强行俘虏走的，一辈子说不清。他们在日本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罪，回来后又没了家，还得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活得太艰难，所以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已经去世了。
感谢中日律师的无私帮助
劳工官司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过程太漫长了，而且阻力重重，父亲基本上每年都要去日本打官司。
日中友好协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律师，名叫小野寺利孝，他是日本共产党员，组织了一个差不多有三百人的律师团，专为中国劳工打官司。打官司相当耗费资金，律师团知道中国劳工没钱，所以还给他们掏来回的路费，结果他们自己有很多人为了帮中国人打官司而倾家荡产。
2000年，小野寺利孝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的副组长康健找到了我父亲。于是我、我父亲、康健律师、小野寺，还有中国故宫博物院的一个翻译，一起在新侨饭店的咖啡厅见了面。
小野寺问了我父亲很多问题，觉得我父亲头脑清晰，关于劳工官司的事情，我父亲说：“我们并不是为了钱，而是想让日本方面在历史上还我们一个公道。日本加害劳工的企业必须赔礼道歉，并且进行一定的补偿。你要真说赔偿，人的生命和青春全都损失在那里，你们赔不起。我就要求你们必须正式地赔礼道歉，得在中国像《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这种大报上登出赔礼道歉的声明。”
听了这席话，小野寺跟我父亲说：“我非常愿意跟您合作。有些劳工是农民，没有文化，生活条件特别不好，所以只知道赔钱，从理论上说不出什么来。”我父亲说：“这不能怪他们，他们是被你们毁了。我们的国情和日本不同，有些人回家后，由于历史问题，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尤其是那些反共自卫团的人，生活肯定好不了。这些谁来补偿？他们自己没有文化，说不出道理，但是有文化的人，有正义感的人应该帮助他们一起伸张正义。”
我之前从报纸上了解过小野寺，于是提问：“您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自己掏了那么多的钱为中国人打官司？这在你们日本等于是反对自己的政府，别人怎么看你，你自己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