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开庭宣判，两次都是我们败诉，于是准备庭外和解。这时由于我父亲年岁已大，记忆力不如从前，我劝他说：“不然你退了吧？全权交给王水华。”后来庭外和解的时候王秘书长来征求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就说：“以后就全交给你管了吧。”我把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跟王水华交代了一下，嘱咐他说：“你别跟任何人联系，也别跟什么劳工联谊会联系，就管七尾的诉讼团。”后来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没干涉了。
劳工诉讼之路走得异常艰难，到现在也没有庭外和解，日本坚持不给经济赔偿，但是那个律师团坚持庭外和解，说：“你们也要给人家一些经济上的补偿。”这期间，又有一位劳工去世了，他的邻居给我父亲写信说：“尸体还停在那儿，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帮他下葬。”我父亲一听就急了，立刻汇了几百块钱过去，说：“委托你们把他葬了吧。”
这位劳工去世之前我妹妹、我父亲还有日中友协的人曾去过他家访问。由于劳工事件，他曾经属于“地、富、反、坏、右”中的一分子，后来平反了，但是当地是农村，谁给他钱？当时是夏天，推门进去一看，他家一贫如洗，什么家具都没有，一张破席子铺在地上，他瘦得皮包骨头，裸体躺在席子上。大家一看这情形， 心里都清楚他的生命肯定不长了，父亲心里特别难受。这个劳工应该是“五保户”（五保对象指农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或未成年人），但是没人管，最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也没人收尸。
这种情况使得我父亲对劳工事件也有些灰心，不过我想经过这么多次诉讼，日中友好协会的人找了中日友协，又找了民政局，应该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
父亲对此事的态度
我们的索赔诉讼的过程，是重新教育日中两国民众，尤其是生长于和平年代的中、青年一代的过程；就是唤醒人们，尤其是日本中上层人士、法律界人士的良知和人性的过程；就是与日本右翼势力倒行逆施的行为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过程；也是端正日本社会认识历史的态度的过程。
广大日本人民还是热爱和平、尊重人权、尊重事实的。从历史上看中日友好两千年，交恶仅有一百年，军国主义分子也是极少数，我们应该着眼于团结争取多数日本人民，这样才能够对端正日本社会的历史观起到积极作用；也才能够维护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再战的大局。
另外，虽然有部分诉讼案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只要终审不胜诉，只要还有一个劳工没讨还公道，我们就要坚持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要让日本社会及其政府、法庭知道：中国劳工不可辱!我们劳工虽然都已年老体衰，但我们有子孙后代，可以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状告不止，年年月月上法庭，这就是我们全体劳工的决心和意志!
日中友协最开始找到我父亲，准备调查劳工事件的时候，他刚退休，七十多岁，身体好，头脑也清晰。由于他是劳工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所以他愿意出面做这件事，当时多是我妹妹陪着他。说实话，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再次提起当年的苦楚经历，并为此奔波，劳心劳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劳工事件被舆论得知后，常有人来采访父亲，还有一些地方的活动剪彩也想邀请他参加，父亲就参加了几个有意义的访谈，其他活动一律谢绝。
中央电视台请我父亲到梅地亚中心进行采访，我陪着他一起去了，采访过程在网上有直播，很多网民热心地提问，我父亲现场回答。后来我发现大家对于我父亲的回答特别满意，反响很热烈。接着，《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等各方面的媒体采访就更多了。《北京青年报》还登了一篇《考古学家被虏记》，用的照片是我父亲指认战俘名单时拍摄的。
后来还有导演以我父亲讲述的劳工事件和花冈暴动事件为素材，拍摄了电视剧。
父亲退出与劳工诉讼索赔的相关事情之后，这个事依然在进行，但是各方面的反响很冷淡，因为日本借口按照国际惯例，案件已经过了20年诉讼期，所以不予理睬。
但是我们就说：“即便是20年以内，那时中日都没建交，怎么会打官司？不可能。”而且当时中国的这些劳工又穷，打不起官司，后来生活富裕起来了，思想开阔了，才想到打官司，而且还是日本的律师率先提起来的，中国的律师都没管，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赔偿，老百姓哪有那么大的力量去跟日本政府对抗？
我们现在就是争取最大权利，哪怕没有物质赔偿，日本政府也得赔礼道歉。现在的诉讼团有慰安妇的、南京大屠杀的、重庆大轰炸的，加上劳工的，没有一个取得了最终胜诉。对方最重要的说法就是“时效已过”，而经济补偿还要看当时雇用劳工的企业情况，这些企业一般都很大，很有名，他们说：“我们换了好几代人了，当时的情况跟我们毫无关系。”所以这些加害企业也都拒绝赔偿。
日本在金泽市有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纪念碑。正面写着“大东亚圣战纪念碑”，背面是被中国定为战犯的日本将士的名字。忻口战役中日本坂垣师团的将军战死了，他的儿子纠集了一些其他战犯的子女，建了这个纪念碑，一部分日本人把这个纪念碑当作一个神圣的东西去参拜，就跟靖国神社一样。我们当时就为这个纪念碑提出了很多抗议，因为他们尊崇的是战犯。我拍了好多纪念碑的照片，但是拿这个做证据没有用，因为这是私人集资建的，政府无权干涉，何况日本政府本来就属于右翼。
这个事让人心里很难受，为这个，我写了好多文章寄给日中友协和中国的一些媒体，也给了外交部，但皆石沉大海。《中国青年报》的一位记者看到我写的这个文章，让我即刻把日本的照片和其他一些资料给他拿去，想连夜排版，没想到交上去后，没通过审查，PASS了。本来他特高兴，结果没通过，所以挺不好意思地说：“你不知道，我们媒体必须得经过政审。”我从那时才知道中国的媒体言论也是有限制的。
实际上在国外媒体的言论也没那么自由，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要出手管，有些东西不能随便登。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国都这样。所以这个诉讼道路很漫长，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
我跟原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铎比较熟，他的夫人是我同学。陈铎当时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是我们民进中央的副主席（我加入了民主党派）。通过他，我把这篇文章递交给了外交部，但是后来他告诉我说：“因为这个牵扯到国家，是两国关系问题，所以现在不能登报，也没有办法解决。”
人生没有遗憾
父亲已经过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依然保持着一份安详的心境。我想他这样一位博学多识的老人，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早已洞悉世事，所以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胸中坦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下根据父亲的回忆整理。
我现在的心态不错，淡泊平静，对过去的事也不多想。那些过去的岁月在我脑海中一幕一幕地闪过，一眨眼，几十年的时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几十年坎坎坷坷的，有快乐的时候，也有悲愁的时候，我都经历过了；跌宕的社会变革，从国民党时期到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期，也经过了。细细想来，我心里头真是很坦荡，看明白了，“运动”就是那么回事，你把这个事看成游戏，小孩过家家似的，也就一笑置之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