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答案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不考虑这个，我只考虑真理和正义，真理不在日本政府方面。这跟我的政治主张没关系，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必须弄清楚。”当时社会党和日中友好协会对劳工代表各方面照顾得都挺好，所以我后来向小野寺了解了一下，决定参加他的诉讼团。我父亲这些人整个青春全葬送在日本了，回来又是这样的悲惨遭遇，所以必须得打官司，日本方面必须得赔偿。
就这样，康律师、小野寺和我父亲就联系上了。2000年是七尾建城200周年，日中友好协会石川分会又邀请我父亲、我和其他3位劳工一起访问日本，此行除了我个人的往返路费外，其余费用都由他们负责。
去日本后，我们访问了很多地方，当时七尾市的市长接见了我们，并以个人的身份向我们鞠躬、赔礼道歉。他说：“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感觉很愧疚，向你们赔礼道歉。”然后又每人送了个小礼物。我们当时也参观了那个七尾港的俘虏营，我父亲指认哪是关押他们的棚子，虽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很多东西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那个港口基本没变。
七尾有个报国寺，庙里有15名死在日本七尾劳工营的劳工牌位。一进报国寺，我父亲和其他3位劳工看到这个牌位就跪在地上号啕大哭。同行的那几个劳工已经八十多岁了，之前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爱说话，甚至说有些木讷，结果一看见石碑就触景生情，哭得怎么都劝不住。看着他们那个伤心的样子，我在旁边也忍不住了，眼泪不停往下掉。中国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写的“一衣带水”的石碑也在七尾市，我们去看了。石碑前面永远供着鲜花，日中友协的人每天都来换。石碑背后是当时有据可查的、死在日本的15个劳工的名字。
据日本方面说，当时政府是给这些劳工拨了工资的，但是钱确实没到劳工手里，到哪去了？还在日本的银行里存着。他们的财政支出非常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走，直到现在那个钱都没动。如果给这些劳工要进行赔偿，每个人能得几十万美元。其实这些劳工的青春和人生，尤其对死去的这些生命，他们赔不起。
从日本回来后没过多久，同时间段和日本打劳工官司的“花冈暴动”[5]的一些劳工答应了庭外和解。当年花冈暴动的领导人是耿淳，他是国民党原29路军的一个连长，领导劳工发动了暴动，被日本军警镇压。回国后，耿淳率领“花冈暴动”幸存者及遗属，7次远赴日本提出诉讼，要求鹿岛公司谢罪、赔偿。他们的诉讼团里有一部分劳工是上了年纪的农民，经济条件不是太好，想接受庭外和解，能拿一部分钱算一部分，日本方面给了这些劳工每人5万块钱人民币，这5万人民币就买断了青春和在那受的罪？以耿淳为首的一些劳工拒不接受，所以他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接受了庭外和解，一派不接受。
2012年8月27日下午耿淳于襄城去世。我对这件事的感触很大，日本方面就是耗着，当年的这些劳工现在大多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我父亲都算是年轻的了，很多劳工拖不起这个时间啊！
感谢中日律师的无私帮助
后来我父亲作为七尾诉讼团的团长专职组织七尾的劳工诉讼，下面还选了一个姓王的劳工遗属做秘书长，他来自河南农村，我们着手打官司的时候，他父亲还活着，后来就去世了。
由于日本政府判中国劳工第一审和第二审均为败诉，所以准备庭外和解。我父亲因为年龄大，就退了，加之当时小野寺指定的律师跟我父亲这边的律师有些意见不合，就让他们先商讨，最后他们没找共产党的律师，找的是社会党的律师，那几个律师跑到河南上蔡县，采访了好多人，录了像，还代表日中友好协会到已经去世的劳工的坟墓前下跪赔礼道歉。
我们觉得这些律师也是诚心诚意地来办这件事，整个诉讼费用都是小野寺和日本石川县的律师自掏腰包，如果官司打胜了，我们就给他们百分之二十的赔款；败诉了，一分钱没有，他们自己承担所有费用。小野寺律师团中的一个大律师说，老婆因为这个事都跟他离婚了。这样的家庭不在少数，好几个律师都是家里受不了了，你把家产全都赔了为中国人打官司，家人能愿意？所以离婚了。
知道这些事后，我内心挺受感动。日本右翼分子确实坏，但是日本也有好人，比如以小野寺和日中友协为首的这些人真不错。小野寺为中国的这些劳工伸张正义，跟自己的政府打官司。大部分日中友协的人都在社会党掌权的石川县，他们就跟日本自民党政府对抗。日本学校早晨要升国旗、唱国歌，只有石川县社会党控制的这些地区，早晨不升日本国旗，不唱国歌。因为日本国旗跟日本军旗差不多，国歌是《君之代》，这首颂扬天皇统治天长地久的歌曲，曾经是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亚洲大地的主题曲与背景音乐。所以他们拒不升国旗、唱国歌。
日中友好协会石川县七尾分会有一个名叫角三外宏的中学教师，他接到了好多右翼分子给他寄的威胁信，有时打开信封，里面除了子弹外，一个字都没有；有时信封里是把匕首。他们帮助中国劳工打官司，自己也受到生命的威胁，再加之又拒绝唱日本国歌、升国旗，就惹怒了日本右翼分子。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是真正为了真理和正义战斗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有这样一群日本人》，好像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过，真是从心里钦佩他们。
后来在康健大律师的领导下，中国成立了一个“中国强虏日本劳工联谊会”，并推选我父亲为会长，还会定期出一些会刊。但是这个联谊会的某些人和康律师不一样，他们向会员收钱。我父亲认为，他们联谊会的这些领导可以捐钱出报纸，但是不能向每个会员收钱，他们本身就困难，你还向他们收钱？为这个事父亲跟他们产生了分歧，后来我就跟父亲说：“你别管了。”
我父亲自始至终都和康律师的立场一样。康律师跟日本那些律师一样是义务劳动，非但一分钱不收，还领着劳工到日本，方方面面照顾得很周到。结果联谊会的一些人竟然质疑说：“要是打赢了，康律师是不是也得收钱？”我父亲后来退出了联谊会，也就是名誉上的会长，具体没再管，只管七尾的诉讼团。
应该说如果没有日本友好人士和团体的支持，尤其是日本律师的支持，我们不可能走上日本的法庭。这些日本友好人士和团体大都是由日本的中下层人士和代表组成，他们对我们中国劳工和死难者深表同情。在庭审期间，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各自的心声：有的直接到法庭作证，述说他们作为证人所看到的劳工当年的悲惨情况；有的组织社会募捐；有的在我们到达日本时迎来送往和接待；有的组织民众在法庭内外声援；更有律师界组织律师团，自愿义务为我们辩护。令我们钦佩的是有的律师还深入我国偏远农村调查取证、实录中国劳工的悲惨生活，为他们的辩护做充分准备。
他们所做的一切表明：日中友好的潮流涌动在日本民间不可阻挡。在此，我愿代表中国劳工幸存者，对广大同情支持我们的日本人民，尤其是那些日夜和我们共同战斗、时刻声援我们的日本友好人士、和平进步团体表示最衷心、最诚挚的感谢!
抗争从未停止
劳工官司开庭审理的时候，为谨慎起见，法庭上请了两名翻译，我妹妹是中国劳工方面的翻译，还有一个翻译是日本方面的。
第一次开庭，为了节省经费，康律师帮忙把诉讼材料之类的整理好，由父亲带着劳工赴日上法庭，她本人没去。由于资料准备得很充分，第二次开庭我父亲没去，由诉讼团的王水华秘书长带了另一批劳工赴日，第三次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