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洞是要用炸药炸开的，因此要先装配雷管。又过了两个多月，经过“工宣队”、“军宣队”的推荐，又得到了全体师生的认可，我被派去安装雷管。这工作绝不能有半点马虎，需要细致、认真、负责的人去做。我很踏实、认真负责，不毛躁，能被选上不意外，意外的是这担子很重，交给我确实让我很吃惊。
我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在一个小山包上装雷管，那地方离工地有五六里地，离我住的地方也有五六里地，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山包，上面有个炸药库，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这屋子就用来装雷管。装雷管的座位上面是棉质的引线，直径是5毫米，座位的前后左右都是雷管，有7至8厘米长。教我的是一个老师傅，五十来岁，他的话我一直记着：“一定要特别小心、细致，假如你把雷管弄爆炸了，你连一碗肉都捡不回来。”学习的时间很短，这项工作也并不复杂。引线的长度都要计算，要确保雷管爆炸时点火的工人已经撤到安全地带，不然的话就会危及工人的安全。技术员计算好引线长度，把数据给我，我根据数据把相应长度的导线和雷管对接好，还要注意不让引线松动。
这地方只有我和老师傅两个人，连“军宣队”、“工宣队”的队长都不能进来。炸隧道的工人在规定的时间可以来两次，但必须由指定的人来，还不能在屋里久待。屋子有两间，他在外屋等着老师傅发接好的雷管，也不能进这个屋。
在装雷管的过程中我既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又要保证雷管的安装准确无误。记得有一次炸药爆炸时工人还没有出洞，因此受了伤，于是组织上派检查组进行了调查，最后查出来是负责引爆雷管的工人不小心在路上把引线弄得松软了，这样雷管就会很快点着，所以提前爆炸了。我差一点被连累，经过调查，确认了我的工作没有问题。
经历“文化大革命”
1969年，杜斌（右一）在小丁斗隧道
我在这个环境中工作了七八个月，先后帮厨、下洞、装雷管，但是我一点差错都没出，因此在1970年的2月和5月，我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一次是“军宣队”、“工宣队”以及学校的组委会给我颁发的奖状，另一次是隧道工程指挥部颁发的。工程队还发给我一个奖状，说我“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受到工人们的信任和好评，是接受再教育的有心人”，这是当时给我的评价。
七八个月后隧道修通，工人们敲锣打鼓将我们送走。这样，我又回到了北京铁道学院继续任教。
1970年5月1日，获“五好战士”称号
在这个时候，北京铁道学院要搬迁到石家庄，由河北省和铁道部双重领导，我又随着学校到了石家庄。这时我的女儿8岁，儿子4岁，他们都在北京，于是又和我分开了。当时老师们每天都过着整装待发的生活，行李都不打开，随时准备到工厂或农村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时我不想再东奔西跑了，反正要改造世界观，干脆调到工厂。于是我向上级申请，经过军代表的同意，我被调到了隶属于铁道部的昌平桥梁厂。
我在铁道学院担任教学工作10年，除了参加“社教”和小丁斗隧道施工以外，都是在搞教学和科研工作。通过教学工作的实践，我原来在莫斯科学的铁路桥梁知识得到了应用，我也摸索出了一些教学方面的规律，积累了一些经验。
我讲过钢筋混凝土桥梁课，辅导过毕业设计，参加过铁道部科学院的科研工作，现在教过的学生也有不少在铁路战线上，他们之中不乏领导和业务骨干，我还是做了一定工作的。以前我有负债的感觉，亏欠国家太多，这之后我感觉还了一点债，这是我在北京铁道学院工作10年的总结。
1969年，于北京铁道学院
调至昌平桥梁厂
1970年我调到昌平桥梁厂技术科当技术员，负责35米的天车钢梁生产技术准备工作。那时去昌平要坐火车，一个星期才能回一趟家。五六点钟起床走到西直门，坐一两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昌平，晚上从昌平桥梁厂回到家里也要八点多。就是在昌平桥梁厂工作期间，一次我婆婆带了她的另一个孙子（叫大明）来，这个孩子比我的儿子大两三岁，他们两个一块玩。有一天我回到家，看到儿子眼上蒙着一块纱布，我就问怎么回事。我的女儿说：“大明和燕明（我儿子）一起扔砖头玩，大明扔的砖头把燕明的眼睛打伤了。”他们把儿子送到门诊部做了处理，但我儿子在门诊部就睡着了。当天我回到家挺晚，又看到孩子在床上活蹦乱跳地玩着呢，所以没有太在意，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又走了。但是在去昌平的火车上我突然想到：为什么燕明在医务室睡着了呢？到了厂里我就到医务室请教大夫。他说：“你赶快带孩子去检查，是不是孩子眼底受伤了。”我这才警觉，安排完工作后又跑回家。我们老两口有个习惯，家里什么书都备着，晚上到了家中，我们就翻阅相关的书籍。书上说玻璃体后面是视网膜，它的后面是巩膜，如果受到突然的震动视网膜就容易从巩膜上脱落，而视网膜靠巩膜供给营养，如果脱落就会变成盲人。我和老伴越看越害怕，这一夜我们都没有睡觉，就看着孩子，一动也不让他动。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带他到同仁医院检查，大夫说：“你孩子的视网膜受到震动了，有可能要脱落；如果脱落了，孩子的眼睛就保不住。所以从现在起，一定要让他卧床休息，同时还要给他吃有营养的东西，含丰富维他命C的水果，这样才挽救得了。”
可是三四岁的孩子能够卧床吗？而且儿子也感觉不到疼痛，更不会觉得危险。为了挽救孩子的眼睛，我请了一个星期假，整天陪他在床头躺着，给他讲故事，讲“孔融四岁能让梨”，讲《二十四孝》里的“王祥卧冰求鲤”、“董永卖身葬父”、“孟宗哭竹”等，有时还给他念一些小儿书。实在没有可讲的我就瞎编故事，每天给他这么讲，还定时给他吃含维C多的水果。有的时候我给他讲一些简单的加减法：掰着手指头数数，一加一是几，二加二是几，三加三是几等。就这样儿子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10天过后我带他到医院去检查，眼睛没事了。
我没有批评大明，我知道他也是小孩，不懂事。这事了结了以后我又回到昌平桥梁厂继续上班。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婆婆还跟我耍过性子，真叫人拿她没办法。
调至丰台桥梁厂
昌平桥梁厂负责生产钢梁，因此在昌平工作了四五个月后，我又调到了丰台桥梁厂。丰台桥梁厂也隶属于铁道部，这次是平级调动。
在丰台上班也是“两头不见亮”——赶在太阳前面，走在月亮后面。当时我住在万寿路，上班就骑车去。我在丰台桥梁厂工作了7年，都是以骑车为主。现在去丰台的马路又宽又平整，那时候就是很窄的土路，两边都是菜地。冬天天黑，又没有人烟，我骑车时特别害怕。遇上刮大风、下雨、下雪的天气路又不好走，有时路上结了一层冰，我也不敢捏闸，生怕滑倒，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骑车上下班。
我在莫斯科的毕业设计就是大跨度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桥梁，而丰台桥梁厂正好是生产这种东西的，我在这里专业非常对口。要做预应力的桥梁，还要做一些张拉体系的试验研究工作。因为那时用的钢锚的钢材质量达不到要求，所以经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