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时候白天跟着农民下地劳动，像除草、摘棉花、送水这些小农活，有什么干什么，晚上就“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吃饭的时候就吃“派饭”，一家一个星期。农村的确挺苦的，早晨吃玉米碴粥、咸菜，中午吃玉米面的贴饼子、白菜，晚上又是玉米碴粥、咸菜，没有别的，永远是这些。
农民们都十分善良，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他们用玉米面和榆树皮的面压饸饹。做法是将榆树的表皮弄掉，再把里面的一层皮晒干磨成面。再把玉米面和榆树皮面掺在一起和匀，然后用饸饹面机轧成面条，给我们改善伙食。农民们还把榆树结的籽——榆钱儿，掺在玉米面里给我们做贴饼子吃，很香。
在他们那儿吃饭要给他们粮票，我们的粮票是40%的面、60%的粗粮——也是玉米面，他们拿着40%的面票可以买白面。买了白面，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就给我们做馅饼，馅饼也是白菜馅，但是挺大的，一个有二两。我一顿能吃两个，真香啊，我就觉得怎么这么香！跟我们一起吃饭的农民吃得更多，吃了一沓子，8个！他们很辛苦，这好不容易改善了一次生活，真是不容易。我跟老乡们处得都特别好。
过了半年以后，对村里的情况稍微了解一些，所以每天晚上，每一家都派一个代表集中在一起，由干部本人交待问题，然后进行自我批评。那个时候我是做记录的，开会每每开到夜里十一二点，屋里人又多，大家都抽旱烟，空气又不好。我坐在热炕头上，加上白天劳动也劳累了，真困呀！困得不得了。第二天我整理记录的时候，都不知道前一天写的是什么。
这样搞了半年“四清”，后来中央又下发了“后十条”。半年之后我们回城，这也就算告了一个段落。
那时我每个月可以回一趟家，能在家待一天。我和空军的一个干部、我们的副队长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总要到酒仙桥的小饭馆吃一顿，改善生活。其实也没有吃什么，就是吃饺子、馅饼、面条，但是就感觉真好吃！
这时候我回到家把我女儿从托儿所接回来，一到托儿所我女儿不理我，看着我不高兴。我就试探她，说：“我走了。”她就“哇”地一下子哭了。她特别委屈，跟我生气：妈妈干嘛这么长时间不来看我？现在来了又要走。那时她是在全托，由我老伴接送。老伴总是加班加点，他就把孩子带到办公室去，有时候放在大院里让别的家属带她半天。
经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好是我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1966年3月31日，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儿子，这是我最后一次生育。我年轻的时候比较瘦小，骨盆也小，所以两次生育都碰上了难产。生女儿的时候由于脐带缠住了孩子的脖子，她出不来，12个小时躺在手术室，我疼得不行，最疼的时候持续了4个小时。我抓住一个男实习大夫大喊：“我不要孩子，你给我想办法拿出来吧！”那时我已经顾不得女人的羞涩，只想早点结束痛苦。
最后是经过医生的帮助，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用产钳夹出来的，产钳在他脑袋上留下了一道印。生完孩子之后，护士把他抱来给我看，我一看：呦！怎么是一个小伤病员呀！他的脑袋上至今还留着这道印记。那时候按规定可休息72天，我也就放了72天的产假。坐月子的时候正好赶上刮大风的季节，有一天夜里我在屋里睡觉，醒来觉得身上发冷，我突然一惊：“哎呦！糟糕了！”我们当时住的是旧式的房子，屋里都有一个小气窗。房门是碰锁，质量又不太好。由于老伴晚上加班回来很晚，只把锁碰上了，但没锁上。没想到气窗被大风吹开，门也被吹开了。这样吹起了过堂风，我也不知道，还一直睡着，不知在这种情况下睡了多久。
受凉之后，我的身体很虚弱，总是出虚汗，也不敢喝一口温水，一喝就出汗。就是这样，一天也要换八九件衬衣，好不容易挨到满月。我走路十分困难，也不能摸凉水，一碰就像触电一样，骨头缝都冒凉气，一摸身上，皮肤还是热的。不能触碰凉水，那也不能老烧热水啊！要洗尿布怎么办？我就拿一根棍子，把尿布放在上面，用水龙头冲。这种情况下，还要带孩子，苦恼极了！这时老伴工作也忙，还好有继母帮忙照顾，这令我非常感动。
听说我生了病，父亲从老家赶了过来，天天给我做三元汤，就是红枣桂圆莲子汤。这样喝了一阵，出虚汗的问题好了一些，也可以稍微走动了，我就到积水潭医院去看中医。到了医院，一位老大夫给我开了热性、祛风的中药。吃着吃着，我的头发都快掉光了，因为脱发属于热生理病，吃了热性的药，就容易脱发，但难产的后遗症和着凉引起的产后症一直折腾着我，我也顾不得许多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时候我的腿还不是很好，但已经休息了72天，我不能不上班了。时间已经到了1966年的6月中旬，“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多月，红卫兵又是“破四旧”，又是搞“大串联”，“北上、南下、东征、西进”，随后学校里迅速衍生出两大派。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和如火如荼的形势都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些事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和病魔作斗争，还在全心全意照顾我的刚出世的孩子。真是有点“天上方一日，人间已千年”的感觉。我思想有点跟不上，也有点想不通：昨天还是一个班上的同学、是要好的好朋友，同为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过了一夜，怎么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人，甚至要武斗，致人死地而后快？我想不通、看不惯，于是哪一派我也不参加，成了所谓的“逍遥派”。
我那时上班的工作就是拿着毛主席的著作、语录，和另外几个“逍遥派”一起学习、讨论。这时候又组织批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系里的“走资派”就是我们的总支书记，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教授们。那时候称苏联为“苏修”，我是从苏联回来的，所以也得夹着尾巴做人，不然就会被定性成“苏修特务”。
整 党
“文革”期间又开始整党，就是向“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冲杀”，每个党员都要参加，接受两派红卫兵的检验。冲过去就是“造反派”，冲不过去就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我“冲杀”了三遍都没有冲过去，就因为我是“逍遥派”。
我“冲杀”的内容有两个：
第一是我的出身。我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和烙印是要审查的。之前我家没有被定成分，但是“文革”时“造反派”给的出身定性为资本家，后期改为小业主。当时“冲杀”的时候我只能按照资本家家庭出身自我检讨，不承认这第一关就过不去。于是我挖空心思，找自己思想中的资产阶级烙印，比如什么“享乐主义”，什么怕苦怕累之类的。
经历“文化大革命”
第二是我的派别。我属于“逍遥派”，“冲杀”的时候就要我说明白为什么不参加两派。我就照实说了我的想法：本来在一个教室要好的同学、要好的朋友，都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出身，根子都是好的，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还有一对夫妻分成了两派，又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关系，吵架、成了敌人。有的甚至武斗，还把人打死了——当时铁道学院也打死了一个人。我想不通，我想不通啊！我是教师，我每天跟这些学生打交道，他们什么样我都一清二楚，对于我来说，哪里有什么“牛鬼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