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到了301医院，就是解放军总医院检查。铁路医院当时为了抗震在防震棚里工作，而301医院条件好，房屋较为坚固，所以都是在楼里就诊。我找到医生重新检查，这一次，医生明确告诉我，是癌症。
癌症！这两个字一下子把我击垮了，这是绝症啊！在当时，癌症就等于死亡，更何况我的这块肿瘤已经这么大了。我经历过很多苦难，自认是比较坚强的人，但是，癌症，这是我无法忍受的。这真是当头一棒！这真是晴天霹雳！那时我整天哭，悲从中来，是绝望，是不甘。
1976年12月18日，301医院的外科副主任顾倬云大夫给我做的检查，12月25日就做了手术，摘除了我的左侧乳房。瘤子的大小我现在还记得，4厘米×5厘米×3厘米，部分是髓样癌，部分是单纯癌，定为二期，也就是中期。摘除手术很成功，也很痛苦，不仅左侧的乳房，我锁骨下的肌肉，连带着整个左侧大小胸肌都被剔除，然后用纱布使劲缠上。绑得真紧，要让皮长在骨头上，那要使劲地裹啊！
为杜斌第一次乳腺癌做手术的解放军总医院顾倬云教授【资料】
做完手术我就只能平躺着，一动也不能动，胸前绷着纱布，身上插满了管子：鼻子上有氧气管，腋下和胸部有抽液管——因为都切开了，会分泌水分，要把水抽掉。手上也有管子，是输液的管子。不能起床如厕，还要插上导尿管。这真是痛苦！我躺在病床上，呆呆地盯着天花板，什么也做不了。
那时我44岁，女儿14岁，念初三。她一下子长大了，每天骑自行车来医院照顾我。从家到医院骑车要十来分钟，她就天天过来，还给我安排了详细的计划：几点喝水、几点吃药、几点吃东西。我躺在床上不能动，时间一长尾椎骨就开始疼痛，也容易长褥疮，她就时不时伸手在我背后摸一摸。那时的我每天仍沉浸在痛苦绝望之中，女儿这么做对我是极大的安慰。
整整躺了八天八夜，终于到了拆线的日子。伤口长得还行。既是遵从医嘱，也是因为躺不下去了，我就忍痛下地，扶着墙一点点地往前蹭。
经过亲人的安慰、同志们的劝说以及自己的思想斗争，我逐渐地有所醒悟。我感觉自己应当面对现实，我应该想怎么跟病魔斗争。慢慢地我哭得少了，甚至不哭了。我找老伴要了一个收音机，半夜睡不着就听音乐，听着听着，有时候能睡一会儿。
我想，我一定要活着，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第一，党和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花了那么大的代价送我出国学习了5年，到了70年代，正是应当大有作为的时候，我却得病了，我还没有完成报效祖国的心愿，所以我要活着。第二，我还有年迈的父母要赡养。第三，我年幼的儿女要我抚养、教育。我自小失去母亲，我深知失去母爱的痛苦，我不能死，我的儿女不能没有母亲。第四，我有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伴侣，我的老战友、老同学，我的老伴，我更不能离开他。
这些信念在我脑海里，是动力，更是压力。这是我的任务，也是我要还的债，是我必须活着的原因和动力。我当时想，哭有什么用？要是能把病治好，那是值得的，但事实上哭泣反而使我精神上委靡、免疫能力下降，也就是从思想上卸下了武装。人的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规律，谁也不能违背。毛主席伟大吧？他也去世了；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也走了，所以只有顺应规律。癌症还没有被攻克，是一个绝症，但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在我自己身上做临床实验呢？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患病
因此我横下一条心，背着医生偷偷看书，看老伴为我买的《肿瘤的诊断与防治》一书。大夫不愿让我看，一看到我看书就批评我。等他走了，我接着偷偷看。我当时认为，我懂得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配合大夫治疗，另一方面我可以和癌症斗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听音乐转移我的注意力，这样一来不知不觉睡着了，精神上也好了。
手术后10天我开始放疗，一个半月后结束。1977年4月我又到妇科做了卵巢囊肿切除手术，因为卵巢分泌的雌激素会促发乳腺癌，所以两侧的卵巢都切除了。做完这个手术，在医院观察了一阵我就回家了。8月9号，我开始第一次化疗。先做了两个疗程的化疗，我开始全身难受，吃不下饭，吃了就吐。我用和平的心态来应付化疗反应，吃了吐，那我就再吃，总能补一点进去，也就是用“墙内损失墙外补”的方法。就这样，先后四次的化疗我都熬过来了。
家人对我的鼓励
手术、化疗、放疗对人的情绪影响很大，对身体的损伤也很大，所以这时候亲情的安慰、营养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这时我最能够感觉到亲情带来的温暖。
首先要说我的大侄子。他知道我得了癌症以后，马上代表全家从湖北赶来看我，还带了十来只甲鱼和其他一些东西。他兄妹6人，最小的两个除外，其他四个都是刚从农村返乡的知识青年，工资也很微薄，但是听说甲鱼能抗癌，他们就凑了钱，给我买了5公斤的甲鱼。更难能可贵的是，以我大侄子为首，通过铁路托运，他们整整给我寄了两年甲鱼，这对我来说真是极大的安慰！大侄子来的时候我刚刚能下地，扶着墙往前蹭，他看见了，哭得特别厉害。回去以后，每个月都给我寄来甲鱼，我遇到困难，他都会伸出援手。
还有我的老伴。这时他的工作还是很忙，但每隔两天早上他就拿一只甲鱼来医院，杀了让我喝鲜血。这是我们听来的偏方，甲鱼血治癌症，虽然不确定，但抱着这一线希望，我们都选择试一试。那两年老伴雷打不动，定时为我宰杀甲鱼，不论我在医院还是出院回家都是如此。
侄子寄来的甲鱼得有人取，这成了一个大问题。甲鱼在火车站放的时间不能太长，如果死了，不但不能治病，反而有毒。我老伴抽不出时间去，我正在做化疗，身体虚，去不了。我非常苦恼，左思右想，就是找不出人手来。那时我儿子刚10岁，他看见我着急的模样，就说：“妈妈，我去取吧！”哎呀！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想，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试试看吧。
我告诉他取货的地点，并给北京站的工作人员写了条子，上面写着：我有病，去不了火车站取货，孩子又小，请你们帮帮忙！上面还有我家的地址和我老伴单位的电话。我还记得儿子那时穿的衣服，上衣有4个兜，裤子有2个兜，我一共写了6个一样的条子，塞进他所有的兜里，另外在他每个兜里都装上来回的车费，就让他上路了。
甲鱼寄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们家在万寿路，儿子就坐地铁去领甲鱼。我在家里坐立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到两个小时，儿子提着5公斤的纸箱子回来了。天啊！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这比吃任何良药、营养品都好！儿子回来告诉我：“我把条子给阿姨，取货的时候跟阿姨说了，阿姨挺照顾我的。”他自己就这么提回来了，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事。但是纵使这样，这么来回也不是容易的。箱子上戳了好多洞，他要小心地看着。而且这不光是甲鱼的重量，甲鱼要吃要喝，里面还放了好多草，所以总重量不止5公斤，也可能是六七公斤。那么大一个纸箱子，他才10岁，就能一个人抱回来。我儿子真棒！
所以我很欣慰，在我患病治病的时候，亲人们给了我很大的关怀和帮助。
振作精神、积极治疗
我在家养病期间，左胳膊肿得特别大，又红又疼。这是由于手术造成的局部淋巴回流受阻所致。那时我头也梳不了，胳膊也抬不起来。衣服不能脱，也晾不了毛巾，非常难受。医生告诉我，说：“这是淋巴回流不畅，是功能性的问题。”于是大夫让我练习爬墙这个简单的动作：左手贴着墙，一点点向上爬，使得胳膊慢慢抬起来。我在墙上画一道印，规定自己每天多爬一厘米；到外面散步，没有墙，我就爬电线杆。真疼啊！我疼得直流汗，但也每天坚持，就这样练习了一年。一年后，我的胳膊不肿了，行动也自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