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我开始跟着郭林老师和其他一些已经做过的人学习郭林气功。听说高文彬3点起床，我就也3点起床。先吃点药，再吃两片饼干，然后推着自行车，带上点吃的，拿上马扎就走了。凌晨3点，外面一片黑，我也有点害怕，我就跑到总后大院的警卫战士那里去，在他附近练气功。大院的条件挺好，马路挺宽，两边都是大树，这时间路上也没人，我就在他边上练，壮壮胆吧！有的战士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以为我是坏人，于是拿着枪问：“干嘛？”我跑到他身边说：“我有病，我练气功，我在你这儿壮壮胆。”由于放疗、化疗，我的腿发软，做十来分钟我就到马路牙子边上坐一会儿。坐在马扎上，喝一点水，吃一点东西，休息一会儿起来又做。
一直到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骑车到公主坟，那时候公主坟有一个小庙，里面都是特别高大的松树，我就在那儿做一个小时气功，然后再到八一湖。到八一湖又继续练功，那里有好多人，高文彬也在。
无论是天气不好，还是冬季冰天雪地的时候，我都是凌晨3点钟出去。那时我们附近的一个老太太过世了，又是刮大风的季节，树叶掉在地上“哗哗”响，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可这时也真有点害怕：是不是老太太在后面？随即一想：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我又练起气功，天寒地冻之中就舞动起来。
练了一些时日，我的身体好了一些，我突发奇想：高文彬每天凌晨3点都在八一湖锻炼，我去看看吧。那天下着大雨，我穿着军雨衣就去了八一湖。八一湖南门进去就是南岸，边上有两个平台，相隔十来米，他在一个台子上做，我在另一个台子上和他对着练习，有时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到九十点钟才回家。
这样和他对着做了一年多，我的精神状态又比以前好了很多，体质也增强了，这时我就重新上班了。上班了就不能再每天坚持5个小时的气功锻炼，郭林老师知道了，很严厉地批评了我，她说：“你不应当上班，你应当抓主要矛盾，根据你的病情，首先应当练好气功，应该坚持练气功，而且要多练气功，身体才能真正地恢复。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你就忙着工作，以后你也工作不好。”可我也没有办法，不得不上班，所以这时候我又加了一点练功时间，一天做3个小时，又这样做了10年，风雨无阻。
我现在仍在做郭林气功，我自己总结，能坚持下来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相信它；第二，下决心；第三，有毅力。练气功还要注意要“松静自然”。“松”就是全身放松，“静”就是脑子不要胡思乱想，意念和“气”集中到丹田。于是我把全身放松，排除杂念。练气功要在空气新鲜的地方才行，选择环境比较安静的地方，尤其在靠着河边的地方练功是最好的，可以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每天练气功是我必不可少的功课，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一进八一湖南侧的西门，过了桥还有“抗癌乐园”。抗癌乐园里面就有练气功的，专门有人分期教，一年四季不断。那些人很刻苦，就在湖边练，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一直坚持做下来，对身体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高文彬是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76年因胸口疼痛住院检查，8月30日在301医院做开胸手术。打开胸腔一看，纵膈淋巴、肺的淋巴结都转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生认为他做手术已经没有意义，又把胸腔原封不动地缝合上了，等于没有做手术。
1977年1月份，高文彬开始化疗、吃中药，5月份开始学郭林气功。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锻炼，每天要练4个小时的气功。一年以后，他到医院里检查，大夫一看他还活着，说：“不简单！”第二年，他又去复查，瘤子就缩小了，医生就说：“真不简单。”到了第三年以后则说：“真是奇迹。”第四年去检查的时候，最熟悉他情况的康礼源主任和郁仁存主任异口同声地说：“这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高文彬坚持不懈地治疗、努力练习气功，他的癌细胞最后竟然消失了。
练气功
再来说说郭林。郭林是名女同志，6岁起随祖父学习华佗五禽戏和童子功。1949年，40岁的郭林突发子宫癌，做了全切手术，1959年由于膀胱、胸腔部分转移，大小做了6次手术。她本职是画家，因此游历过全国各地，广泛地接触了各种气功，她同时还补习中西医肿瘤知识。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她把以前学的旧气功进行改造，创立了“新气功法”，即“郭林新气功”。经过练习，郭林老师的癌症也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缓解，于是她后半生致力于传播这一气功。1984年郭林老师去世，这时已是她患癌后的第35个年头，而且她是因为脑出血去世，也与癌症无关。
有了这些经验，我就参与到郭林气功的学习中来。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做郭林气功时，高翘脚尖，就是为了调动肾经，激发肾精的精气，疏通肾经的经络，调合肾经的气血，改善肾经的活动，这叫做强肾固本。郭林气功可以改善循环，不仅是大循环，而且能改善微循环，从而达到阴阳平衡。
郭林气功的科学根据是：癌细胞是厌氧细胞，缺氧造成它多种功能的改变，以致不断地生长。如能大量供氧气，就可以抑制它的生长或消灭它。高压氧能阻止癌细胞生长，而气功就是大量吸氧（就是郭林气功中的“吸吸呼”动作）。再就是情绪和生理功能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生活紧张，情绪压抑使人体免疫功能降低。所以，改变心理状态，会使癌症得到抑制，有的还能使癌症消失，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它已成为我生活重心的一部分。
20世纪末，在玲珑公园练气功
2011年6月，78岁时于小区内练气功
恢复工作
我患上两次癌症以后，第一次休息了两年多，1979年恢复工作。第二次休息了几个月就上班了，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我应当是55岁退休，但实际上到57岁我才退休，超期服役了两年。我在桥梁厂受到重用，桥梁厂党委书记、厂长和副厂长一直对我特别好。
我和党委书记只是工作上的关系，原来我也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我。他腿有残疾，是一位长征干部。虽然腿脚不方便，但他工作很有魄力。我们经常要卸石头、沙子，他拄着拐就爬到上面去了，他的行为感动了我们，我们比他年轻而且又是好腿，也随着他爬，他的号召力特别强。
有一次碰到这样一个事情：我的医疗单位是铁道总医院，像我这样的情况，不可能进部队医院，虽然进了301医院看病，但我不能报销，因为医疗单位不在那儿。那时我没有钱，到厂子报销的时候，我们科的负责人和我打官腔，说不能报销，我特别伤心地哭了。走到走廊的时候碰到他，他看见我掉眼泪，说：“怎么了？你来。”我就跟去了，我说：“我的医疗费他们不给报销。”他说：“为什么不能报销？工人两三万都可以报销，技术骨干和工程师干这么多事却不能报销？”他马上把工厂医院的院长叫去了，说：“杜斌的任何医疗费用你都得给报销，报不了找我来批。她要到哪个医院就给她转哪个医院，要什么药就给她什么药，她为工厂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你们看不见啊！要一个工程师在走廊里边走边哭，我们对得起人民吗？听到没有？”院长忙说：“是，是。”于是给我开了一个“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