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在海南，身后是总体规划图
我从苏联高访回来以后，一直到退休，都觉得国家还是在发展。虽然许多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但国家还是进步了，能给我们知识分子一些支持，做一些事情。环境相对而言宽松了，领导的思想也解放了，过去他们也困惑，不可能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也有自己难迈过去的坎儿。总之，老骥伏枥，为解民生之艰辛，在我有生之年还要再尽微薄之力。
盛开在异国他乡的爱情花
从两个个人到结为伉俪，我们就这样喜结良缘，相伴一生。在苏联相识相恋，在国内终成眷侣，我们的爱情经受过不一般的漫长岁月和考验。而在日后波折不断、困难不少的生活中，我们相扶相持，共同渡过每一个难关，并共同哺育两个孩子，赡养双方老人。这些都证明了我们感情的真挚与坚定。感谢爱人无私的付出，我才能在工作中没有后顾之忧，我们的家庭也才能更加美满幸福。
如果我们两人没去苏联，我们不会相遇，更不会相识相知。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缘分让我们相伴一生。
我与爱人叶文秀在北京俄语学院时还不曾认识。她来自上海，我来自青岛，因为俄语水平不同，并不在一个班学习。去往苏联的火车上，我们才知道大家是校友。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使得我们都未敢询问对方的姓名。缘分使然，在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我和她再次相遇，巧合的竟是同一个专业。尽管不同班，但有时三五个班一起去阶梯教室上公共课，碰面的机会也是常有的。
爱人摄于1956年
看见叶文秀第一眼，她两条长长的大辫子，一双大眼睛，我就觉得很漂亮。
大学第一学期，留学生学习十分累，我无暇顾及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但叶文秀的一举一动深深吸引着我。她听课时的认真，她看书时的专注，她和苏联同学交流时的羞涩，她和女同学的嬉笑，这些都经常在我眼前晃动。交往的想法在此时也已经渐渐萌生。
在中国留学生没日没夜的学习状况下，我的努力程度显得不是那样地刻苦。而她是个好学的人，图书馆是最常去的地方。在她的带动下，我也经常到图书馆看看书，增加自己的知识含量。放学后，同学们成群结队一起回宿舍，有时能交谈几句，有时能多看几眼，每天的这段路，成了我们难得的可以相处和相伴的时间。
寒假到了，我们的自由时光也到了。中国同学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一起滑雪，一起跳舞，一起参加晚会。我和叶文秀无拘无束地玩起来。一开始滑雪时，她不敢迈步，我滑雪的技术也是个二把刀，但我还是手把手地扶着她，拉着她，为的是保护她，接近她。看着她一点一点地滑起来，脸上有惊喜进步的笑容，我也开心地笑了。学校周围的雪地里，有我们的脚印，更留下了我们的欢笑。
1956年冬天，莫斯科郊外滑雪场，左一是叶文秀，右一是我
跳舞时更是我们难得的亲近时间。那样的年代若不是在苏联，相信我们也不会拥有这样的亲近机会。随着音乐的节奏，舞步一动一静一快一慢，默契和感情也在其中逐渐积累起来。
真正的爱慕开始于大一下学期。当时莫斯科水利工程学院有一部分同学要调整专业，调到动力学院学习。有一位即将被调走的女生向我表白了。她的表白让我手足无措。我当时即向她直言：“我已经和叶文秀好了。”这也是一点点“小隐私”。
从那开始，我锁定恋爱的目标，而且下定决心与她相恋。闲暇时我常去找她聊天，蹭她的饭吃。爱人看上我是山东帅小伙，憨厚，而我也很心仪这位心灵手巧、聪明美丽，做事情有板有眼的上海姑娘。
随后感情在日渐相处中增温。衣服扣子掉了，她帮我缝好，看着锁好的扣眼，一股来自家人的温暖溢满我的心；冬天的莫斯科寒冷无比，细心的她给我织了帽子，带着那顶满含她爱意的帽子，幸福和暖意从心底涌出。但当时中国留学生有自己的纪律，不准谈恋爱，尤其是不准和苏联女同学谈恋爱，无论苏联女同学多么漂亮，多么热情。我们这样的情况，从来不敢单独相处，更不敢公开了，只能悄悄地传递爱慕之情。
大二下半学期我们明确了恋爱关系，留学生支部以及系里的同学也都祝福我们。1957年青年联欢节时，去夏令营、到农庄劳动我们已经形影不离了。在苏联的五年学习时光，我们渡过了浪漫的恋爱时光，实习、旅游，我们坐在游览基辅第聂伯尔河的轮船上，彼此为对方照相。爱人后来问我：“你干嘛当时找我？”我回答：“我就看上你了。”那么多的女孩子，为什么只有她吸引我呢？因为她贤慧、学习好、会体贴人，因为我对她有感觉。
1957年，叶文秀在宿舍楼前
1958年，叶文秀在游基辅第聂伯尔河的轮船上
盛开在异国他乡的爱情花
真是天助我也，毕业回国我们又分在同一个工作单位，如果相隔两地，我们的感情会维系下去，但必定会有波折。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我与爱人一起工作、奋斗，感情在不断加深。许多留学生回国立即结婚，而我与爱人立场坚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政治、业务上追求上进。总支书记还曾着急地问过：“小孙、小叶，你们怎么还不结婚？我给你们当主婚人，吃你们的喜糖。”我们说先要好好工作，领导听后也非常认可。后来她真的担任了我们的主婚人。
1963年9月21日，爱人生日的那天，我们登记结婚。一对留学同窗，又是同事，上海姑娘嫁给山东小伙子的爱情故事，在系里成为了佳话。
结婚的时候，我没买到喜糖，还是爱人从上海买回一大包。我们邀请同事来家中做客，大家送我们一些小礼品，婚礼是如此简单。婚后，我与爱人相濡以沫，我常在外奔波，她在家相夫教子，共度生活难关。
相濡以沫伴今生
结婚后，不简简单单是两个人的生活了，而是涉及到两个家庭。她考虑到我母亲没工作，父亲只有一点微薄的工资，二哥因公牺牲，主动要求为家里多承担些责任，以弥补我们不能在身边照顾老人的遗憾。每个月我都会将工资的一半寄回家，她也从无怨言。爱人非常开明，与我共同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当年我俩的工资在全系青年教师队伍里算高的，又是双职工，许多同志有困难，包括领导有困难都向我借钱，她也都尽量支持。
为了工作，我经常外出到灌区实地考察，工地施工，指导安装。爱人则独自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在“文革”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家里的事也是她一人应对。1968年，我们有了儿子。儿子出生时，我虽在她的身边，但也没有好好照顾她，不是去工地，就是到农村。她，第一次做妈妈都是自己慢慢摸索，边上班，边照顾孩子，想到当初也挺难为她，即便是这样，爱人也没有跟我抱怨过。
生活捉弄人处总在不经意间。待到下放干校时，又是由我带着孩子生活。一个男人带着两岁的孩子，总归会有些手忙脚乱，照顾不到的地方，后来我将孩子送到一户职工家属那儿，请她们帮忙照看。正当我们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想办法时，爱人从干校传来消息，她又怀孕了。对于这个孩子的到来，我们夫妻都很意外，也觉得压力很大。那时，爱人已经30多岁了，干校的劳动强度很大，精神也很紧张，营养方面根本无从谈起，她的顾虑不小。知道这个消息后，我还是坚持把孩子留下，毕竟是一条生命，同时也写信劝慰爱人。就这样在1970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