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河水比较浅，落潮的时候，水也就是到小孩子的腰这儿，淹不死人。不过，靠近桥头的水域较深。小孩子深知自己水性，自觉地在水较浅的地方游泳。毕竟身旁还有诸多大人，小孩子们就心安理得地只顾着玩水、嬉戏了。
忆趣
虽说水是江南的灵魂，但不代表我们没有陆地生活。夏天，我们时常抓蚂蚱喂鸡。
晒谷场上晒着好多稻子，稻子里面藏有数量可观的小蚂蚱。长得不像蝗虫，因它的头是尖的。
我们用竹子、稻草或者麦秆编篓子，编好后缝一块布，将篓子结结实实地围起来。最后一道工序是在布的上方剪一个口子，安装一个可开启的盖子。这样一来，蚂蚱进篓子容易，出来就难喽！
有了战果就跑回家，赶快用蚂蚱让鸡饱餐一顿。家里养了二十多只鸡，除了喂鸡，晚上我还要把鸡赶回鸡笼里去，这都是我的事儿。
南方冬天挺冷的。在北方待久了，想起那种寒冷，至今还有点儿战栗。北方的冬天是干冷的，寒风呼啸，仿佛要刮掉人的表皮，呼口气似乎都能感觉到小冰粒。冷归冷，可是屋中保暖设施好，人们的棉服也能有效御寒。但南方就不一样了，湿冷的风很阴柔，棉衣被风中的水汽慢慢地浸湿，潜移默化地透过表皮，寒彻骨底。屋里屋外都一样，湿冷的天气悄然无声地让人打着哆嗦。
为了御寒，我们都有一个小火铳。火铳是南方的叫法，实物都是用铜做的，里面放炭火，放在手里或者踩在脚下取暖。铜导热，为了防止烫手，在火铳外面包一层布，每个老太太都有。火铳很讲究，做工也挺精致，我们都是买现成的。我们有时将它放在手上，有时放在脚下。虽然效果与暖气比起来相差甚远，但融融的暖意透过身体的一部分缓缓传来，心里暖暖的，感觉很舒服。
不管是摸虾、抓蚂蚱，还是游泳，都很有乐趣，但我最喜欢自己做东西。乡下有木偶戏，我就学那些表演者的手艺，自己用纸做木偶，画人物、做帽子，然后表演给小孩看，很有成就感。
南方雨水盛，竹子多，好多游戏与竹子相关，例如竹蜻蜓。竹蜻蜓上面有两片像飞机螺旋桨叶一样的翅膀，下方连接一根细竹棍，两手并拢夹住棍子，一搓能飞很高。做得好，飞得就越高，我亲眼看见过做得好的竹蜻蜓可以飞到祠堂顶上去。
现在的玩具枪都是买的，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都自己动手做——用竹子做成的机关枪、手枪，都打得响。把竹子象征性地一扳、一合，玩具竹枪就会“啪啦啪啦”作响。离开家乡之际，我记得自己还把最中意的机关枪藏了起来，就放在我的桌子底下，可惜那次离开以后，我在童年时期就再也没回过走马塘了。
走马塘村同文小学
听母亲说，我一两岁时住在走马塘，两岁多就随她前往武汉，我的父亲在那里。4岁多一点的时候，武汉沦陷以前我们不得不回乡避难。
童年时期的求学很辗转。1940年，我大概6岁的时候上了小学。一二年级在乡下上的，二三年级就到武汉了。所以，二年级的时候，我在两地各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生了武汉大轰炸，我又回到家乡继续读四年级和五年级。直到抗战胜利，我再次回到武汉顺读六年级。从此，我告别家乡，直至44年后重新踏上故土。
初中以后，学路就比较平坦了。博学中学的师资设备十分优越，校园活动亦丰富多彩。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在学生会，还是参加社会活动，我的视野和心境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同文小学的校史可追溯到1911年建校。在私塾兴盛的时代背景下，陈宗彝等四士绅发起创办“同文小学”，坚持散播现代文明，率先创办了新式学堂。树立在两成庵前的“幕修校舍碑”，成为了有力的佐证。校址初设在陈裔公祠，1939年添办高级班，率先成为天然乡中心小学（即现在的走马塘村同文小学）。
古 风 新 制
1940年，学校还没有统一的服装。所以入学时，我们一般穿长衫，后来也是如此，只是长衫的薄厚依时节而变。
上学第一天印象最深的还是走马塘的风俗。新生上学第一天一定要挑一担点心，学校里的老人——已经在校的老师、学生，人人有份。
走马塘人对孔夫子一向很尊重。陈氏家族念书的人多，做官的人亦很多，因而当年的大户家庭，往往房内墨香环绕、书香沁人。至今走马塘依旧保持着庄重典雅的格调，村民们崇尚儒教，信礼有度。不仅如此，儒家颂扬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听从长辈的教导，世代沿袭，成为了一种传统，寓无形的品质于有形的教育中。凭借着言传身教，这些传统点滴渗透到族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渗透到村民们的言行思想中，无声而强烈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走马塘人。
只有新生入学当天，学校才会摆出孔夫子像。学校会在祠堂里孔子像前点燃蜡烛、香火，让新生磕头拜师。这是一项基本的仪式，虽然现在早已取消了，但这种信奉儒教、尊敬圣人的古风还是很值得回味的。
到了学校，大家对我很客气。我长得比较矮，直到高中一年级才开始蹿个儿，所以老师把我安排在第一排，专门给我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
校舍就设置在祠堂里，祠堂是二层楼，中间供奉牌位，楼上的几个房间被用作教室，我记得自己曾经就在二楼最左边的教室上课。祠堂里有一个小空场，虽然不是太大，但学校里的学生也不是太多，只有几个班，因此无论上课、开会，还是游戏——打乒乓球、滚铁环、竹蜻蜓、踢毽子、踢球等，一切活动都在祠堂的范围里展开。
小学有一间特殊的大教室，说其特殊，主要是因为不同年级的两个班级会同堂上课，这边是高年级，而那边则是低年级。老师们的声音交错，身旁又是陌生的同学，小孩子就容易走神。我的思绪也时常飘飞到另外一边的讲堂，有时是出于好奇、惊喜，而有时则是相互干扰下难以静下心而带来的淡淡苦恼。
尽管学校保留了拜孔夫子之类的老风俗，但授课内容已经是新式的了，老师们很擅长激发学生们的潜能。例如学校有演讲会，上语文课时，老师就会给我们机会，通过让学生复述课上学过的故事，锻炼大家的口才。
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老师们很喜欢我。其中，教数学的杨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她的课通俗易懂，单调的数学符号在她的讲解下仿佛都变得妙不可言，数学课听起来十分过瘾。而且每次考完试，她都会喊我去办公室帮忙算分。我很喜欢她，自然就高高兴兴地去帮忙了。
学了知识，回到家迫不及待地就想展示下成果。正巧小姨是文盲，我就教她念书识字——“大、小、多、少”等等。看着小姨笑着跟我的节奏学习，莫名的成就感便油然而生，或许将学到的知识授之他人，我乐在其中。而且这童年黑白影像中的一幕，反倒成为了预知未来的梦。
放暑假的时候，同文小学也开放。反正离家不远，我常跑回学校。有一个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应该算是“门房”。印象中，大门外的墙壁上挂了一个条幅，蓝底白字，上面写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可能是给老师或者其他人一个警示的作用。小时候，学校里张贴的都是国民政府的标语口号，祠堂里挂了一圈宣扬礼义廉耻的横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