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生在重庆市区
我的家乡在重庆嘉陵江北，现重庆火车北站离我家不远。解放前，其所处地地名为四川省江北县龙溪乡藕塘湾，20世纪90年代，重庆划为直辖市，如今，我的老家也已改名为重庆江北区黄泥塝。如今的家乡较之从前已完全改观，成了重庆繁华市区之一，当地的面貌及周围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祖父叫石代富，是当地童姓地主的佃农。我小时经常在童家坟附近玩耍，那是一个范围很大的墓地，由此可见，童家是大户人家，据说还是清末的道台。祖父有六子二女，我父亲是老幺（老小）。我们这一大家族住在童家的一个大院中，院子里有屋三十多间，底层有猪圈、牛圈。
父亲的学名叫石兴贵，后用名石龙臣，读了几年私塾后，进重庆城当学徒，经多年努力，后独立经商，批发零售手电筒等电器，赚了些钱。后来，童家败落，父亲买了他家52担地（当时老家以“担”计田地大小，以产量表示有该产出能力的土地面积）。这52担地的命运也颇为曲折，先是国民政府为修21兵工厂（即现在的长安机械厂）的医院占了一部分，后来又因修建马路占了一部分，到后来，只剩32担左右了。这32担中，有17担由我三伯父来耕种，从亲属关系上来讲，他是我的伯父，但实际上成了我家的佃户。三伯父后来又雇了人来耕种，所以最后他家的成分应算是佃富农了。另外的15担地则租给了一个远房叔伯。这是解放前的情况。抗战前，父亲当过乡长、江北县红十字会会长，喜做一些慈善事业，例如修桥铺路，灾荒时施舍稀饭等，并参与修建了十善堂。我母亲也是农家女，与父亲结婚后，最先在大家庭中从事家务，妯娌轮流做饭，后来进城和我父亲生活在一起了。
在兄弟姐妹当中，我排行第十，排我之前的有大哥、二哥、三姐（后来我们习惯称之为大姐）、六姐、七姐，排行四、五、八、九的则都很早就夭折，有的甚至刚生下来就死去了。听说在我之后还有一两个，但也很快就夭折了，最终只剩下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可是我们这六位的生命也比较曲折。大哥天生是个哑巴，而且不能同常人一样思想，不能正常学习和工作，不过生活还是可以自理的。父亲曾给他找过一个媳妇，我见过大嫂的照片，长得还算漂亮，不过没生活多久，大嫂就离开了大哥。对于此，当时家里也表示同意，因为怕耽误了她，所以后来大哥一直独身。二哥不到20岁便结婚了，当时还在读书，婚后先后有一女一子，小儿子还没出生他就病死了，才20岁，现在看来可能是患了淋巴癌之类的病。
我于1933年出生在重庆市渝中区大梁子53号（解放后大梁子更名为新华路）。由于母亲生我时年岁已大（40岁左右），所以没有奶，当时我家的条件还算可以，便雇了一位奶姆来喂养。因大哥是哑巴，二哥早逝，父母便视我如宝贝，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的童年被照顾得很不错，这也为我以后的身体打下了好的基础。
1930年，全家福
立者左起分别为：大姐、二嫂、大哥、二哥，坐者左起分别为：六姐、母亲、父亲、七姐，时石永义未出生
日寇大轰炸把我家逼回乡村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迁陪都重庆，汉口沦陷，重庆不断遭到日军空袭。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又考虑到家人的安危，所以在1939年以前，即在日军大轰炸之前，父亲关闭了生意，带着一家人离开重庆市区回到江北县去了。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回老家居住，而是租了汪家花园住着。汪家主人是父亲的一个朋友，也是工商业兼地主的身份，花园离我们老家有几里地远。当时我只有6岁，在儿时的印象中，汪家花园还是挺漂亮的，所住的不是一般农村的房子，有红色的、绿色的玻璃，很漂亮，花园里还种有茶花。在汪家花园居住期间，我得了一场大病，不过后来还是好了。
在汪家花园住了一段时间后，家中积蓄渐渐地花得差不多了，而且父亲在报上看到一个消息，大意是说共产党可能要来，田地如果不自己耕种怕是要被分出去。所以由于种种原因，父亲决定搬回老家，且把租给远房叔伯的15担地收回来自己种。但当时父亲不会干农活，而大哥只能做点割草放牛之类的简单农活，主要劳动则靠一个长工加短工耕种。当时二哥已经去世，二嫂带着两个孩子，大女儿（即我的侄女）比我大一岁，儿子（我的侄儿）则比我小8个月左右。母亲和二嫂在家做一些家务劳动，喂猪，做饭，洗衣服，洗净、绑好要卖的蔬菜。
在重庆市区的房子还没处理掉之前，据七姐回忆回去过一次。因搬家时在那留了一些东西，家人让她去取。回来路上，要靠小轮渡过嘉陵江，正过江时，日军的轰炸机便来了，四处投弹，情况十分危急。七姐上了岸后四处躲藏。当时重庆许多地方都修了防空洞，七姐就躲在防空洞里，躲过了这场灾难。
那次大轰炸，重庆死了很多人，场面十分凄惨。据报载，“仅在1939年的‘五三’、‘五四’两天，重庆死伤6000余人，损毁房屋4700余间”（2010年1月14日《中国电视报》）。当时我们想，如果之前没有离开市区，这次想必会很危险。老家离市区不远，父亲怕有危险，便找人修了两个防空洞，其中一个大一些，我们家及三伯父家的人都能够躲进去，能藏一二十人；另外一个小的只能容得下两三个人，父亲对我十分疼爱，经常带着我在小防空洞中躲着，对此，我还有着深刻的印象。
相对于城区来说，当时我们过的还算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生活，只是每个人不可避免地会比较慌乱，因为毕竟是在战争期间。
石永义少年时与家人合影（左起：六姐、大姐、大姐夫、七姐、石永义）
光宗耀祖的教育促我小学争第一
在父亲的观念中，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也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若想光宗耀祖，有好的出路，便要好好读书。父亲很重视我们的学习，大哥由于身体原因，没法上学，二哥则是在上学期间病逝的，大姐读到小学毕业，六姐、七姐则是高中毕业，七姐原还想上大学，但当时已没条件供她再上学了。在那个年代，一个乡下家庭里，孩子能读完小学、初中，甚至高中，已经很不简单了。
我自7岁开始上小学，初小四年是在十善堂度过的。那是我父亲和家乡的一些社会名流出资修建的，离我家约2里路，原用于祭祀先祖，后来改成了小学。初小的这些年，老师是谁，都有过哪些同学，我都已记不清了，只记得自己年年的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初小毕业后，我去重庆陈家馆镇七八保校上高小。当时校长是蒋尚志，身材胖胖的。我之所以记得他，因为他很喜欢我，对我很好。究其原因，一则是因为与我父亲相识，二是我学习成绩很好。
在我们家的所有亲属中，年龄相仿的这些孩子之间，我的成绩是很拔尖的，所以经常受到家人亲友的称赞。为此，父亲经常奖励我。那时因田地收入很有限，父亲便又重新回到重庆去与他人合伙经商，差不多半个月或一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母亲都会给他做两个荷包蛋，放上冰糖、桂圆等，所有这些，父亲都留给我一些，这算是对我的一种嘉奖。
那时年纪虽小，但心中也有抱负，有时我曾幻想成为一个画家，但这梦想并没有持久。年少时的我崇拜岳飞和孙中山。仰慕岳飞是因为他有着精忠报国的精神，孙中山则是推翻了满清政权，建立了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