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玉夫：抗日高校时的校长，他在学校很有名，思想特别进步，很注重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当时，日本人来扫荡时，有时候我们躲不及，没地去，他就带我们找安全的地方，和我们一起住在窑洞里，吃住都对我们特别关心，尤其是对我们女孩子的安全问题。解放后，我们在洪洞县给他还立了一个石碑，我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捐献了200元，为了纪念他，也为了让人们记住他。
李哲：抗日高校时的一位女老师。我和她算是很有缘分，她曾经是我上小学时的高年级学生，她家里比较富，但不是洪洞县城的人，是外县有钱人家的姑娘。后来到抗日高校就成了我的老师，她对我的帮助也特别多，每次遇到学校转移，她就想办法托男同学护送我们回家。如今，她还健在，解放后，我们还见过，是在我们家，我请他一起吃了饭，现在她在太原。
贺健、王志坚：抗日高校时的同班同学。当时我们班就我们三个女同志，其他男同学都是当地的抗日地区的老百姓的孩子，就我们三个女孩子都是从外地来的。贺健是她男朋友让她来的学校，也是为了让她安全，不被日本人欺负。王志坚丈夫是河西的，当时是我们县的县长，她的丈夫思想比较进步，送她来这学习。
她们两个当时都有对象，一遇上学校转移，就各自到各自对象那去了，就剩下我一人，自己回家。沿路都是伪军，遇到他们问话，就说去姐姐家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么危险，我们三个都愿意干革命，不想在家享清福。后来，也是我们三个一起上了抗大。
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工作
图注：干部学校全体女生于1945年12月13号留影
在抗大，虽然已经算参加工作，但训练完还是要打枪，打仗。当时参加抗战的女同志很少，老干部又特别多，那时日本人也快投降了，领导就动员女同志给抗大的干部找对象。我当时年纪也小，长的也算好看，一些领导就开始给我介绍，所以我就从抗大来到了太岳区军政干部学校，专门培养干部。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后来又遇上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上当战役，是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发动的。当时，我们干部学校也要转移，记得是深夜，大家排好队，悄悄地过铁路，一有什么动静就互相传话，赶快趴倒在铁路边上，就怕被阎锡山的部队发现，好不容易从铁路那逃过来，却发现前边出现了一条河，叫沁河，河面窄，但很深，我们只能坐着船过去，但是一不小心，就把我掉到了河里，其他人就提着马灯，一下就把我拉了上来，浑身都湿透了。所以后来一看到河就害怕。
坎坷的工作经历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再后来，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全国解放了。解放后，我们就回到了太原，到了山西省干部学校工作，我在那个干部学校的干部班当班干事，主要训练各个县来的一些干部。当时，省委书记陶鲁加，校长李尉经常会给我们做报告，我们还要去听，做记录，完了回去讨论，向上反应意见，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工作。
在此期间，我参加了“三反五反”审查工作，还参加了专案组，那时夜以继日地工作。此时，我已经是6个孩子的母亲，一边工作还要一边忙家务，但我却从没有请过一天假。一直到1960年，我丈夫调到北京中共中央华北局，所以我也调到了华北局，那属于党务机关。后来到1970年，华北局撤销，我们才离开了那。
在华北局工作期间，我是负责管理档案资料的工作，同样是在华北局，我们也参加了文化革命。当时李雪峰是华北局的书记，文化革命时我们属于保皇派，保的就是李雪峰。但这以后，李雪峰垮台了，所以我们也受到了牵连，人家就说我们是李雪峰的人，因此被下放到河北省邢台市，老伴任邢台市地委副专员，我任邢台市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调到河北张家口地区，老伴任张家口地区副专员，我任张家口市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从事张家口市的学校文化教育工作。老伴在张家口工作期间，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到那视察工作，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王震就决定把我们调回北京。没过多久，我们就回到了北京，当时分在了兵器部。
我到兵器部工作后，参加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主要是参加专案组调查工作，为受害干部平反。那时经常会到全国各地出差，为干部平反工作奔走忙碌，直到离休。
离休后的工作
从兵器部离休后，我闲不下来，就到薄一波的决死队牺盟会新军办公室去写军史回忆录，一干就是三年，后来经单位介绍，又去了工商管理局工作，去那给人家填填资料，填下档案，写写东西。那段时间，白天跑工商管理局，晚上就到外交协会那给新军办公室干点活，都是工资比较低，虽然苦，但是干起来还特有精神，发挥老革命的余热。这样拼命地又干了两年，因为结肠肿瘤得了一场大病，就没再去了。
如果不是那会我拼了命的干，挣了一点钱，这房子怎么买呀。尽管当时孩子们都已经参加工作了，但我还是希望自己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养活自己，很要强，不想给孩子们添一点麻烦。
老伴的一生
老伴叫贺振国，他是山西沁源城里人，属于山区。当时日本鬼子在他们那个县杀的人最多。他姐姐和姐夫都是被日本人杀了，他姑姑，姑父和孩子从屋子没跑出来，就被日本人活活烧死了，他前妻因为鬼子来了，躲到窑洞里，后来病死了，而他是在百团大战时，参加了革命，成了八路军。
他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弟兄也比较多，日子过的紧巴巴的，每到肚子饿了，他就跑到山上去摘酸枣吃，过生日的时候，也勉强只能买个烧饼吃。他母亲就是后来活活饿死的。而他为了生活，在1936年，就跑到太原一家工厂做起了苦力，当了工人。晚上睡觉，就在地上铺上报纸，头上枕着砖头，就这样靠着微波的收入养活着自己。那时，山西有个牺盟会，实际上属于共产党组织，是薄一波领导的，他就参加了。就这样，从工人到干起革命，1937年参加了抗日决死队，后来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他任营指导员。
在一次与敌人交战中，他不幸被敌人打中了胳膊，当时别人都说不行了，但他的警卫员说还有一口气，不让埋，赶紧给他进行抢救，这样才留住了他的性命，但胳膊基本上残废了，动不了。负伤后，他就转到了地方上，在山西省太岳区干部学校当主任，从学校出来又参加了土改，搞完土改，又从干部学校调到了太岳区的一个工商税务局。45年后，又到了工商管理局，在那里当办公室主任，等到太原解放后，就去了山西省干部学校当了教务处处长。后来因为他曾经当过工人，对工业有所了解，就调到了省工业厅，做了处长。后来又调到山西机器厂当了厂长，他的工作也是挺坎坷的，在那一干就是好几年，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得了阑尾炎，住了很久医院，因为这个病又引起了腹膜炎，当时真的很危险，大夫都说不行了，又经过一番周折，调到了山西省西山煤矿当了矿长，后来又调到了山西省机械厅任副厅长，直到1960年，我们一起调回到了北京的中共中央华北局。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他和我观点一致，保的是李雪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华北局这个单位就被撤销了，我们就一起调到了邢台市。后来又调到张家口地区，他任地委副专员，文化大革命后，调回了北京兵器工业部任办公厅副主任。
就这样跌跌荡荡，1982年，他就离休了，和我一样，离休也不闲着，尽管身体不好，也去了新军办公室，在那发挥余热，回忆过去的战争情况，写写军史，干了好几年，就病倒了，从做手术到去世，也不到半年。那是在1986年，他病逝于北京空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