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的一生也是历经磨难，坎坷一生，庆幸的是老头临走，组织上已经给他平反了，由薄一波总理亲笔写了他参加工作时间的证明，算是承认了他是老红军的资格。
我和老伴在一起
在人生这条长河中，能和你携手并肩，同甘苦共患难的只有你的另一半，有了他你的人生才算精彩，你们编织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幸福。
1945年五六月份，我从抗大去了行政干部学校，他当时是主任，我就在那儿学习。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有个教导员叫马宝珍，是裴丽生（曾任中科院院长）的老婆，就介绍我们认识。这样我们就算是相爱了。他同意，我也同意，我就写信寄回家去，当时交通不便，邮递员都是骑着毛驴送信，得好几天才能送到家，在这过程中，组织上批准了我们的事，我们就结婚了，从确定关系到走进婚姻不到一个月。
相亲之前，因为他是我们的领导，所以对他印象还不错，他对我们的学习也比较关心，就是特别严格。那会，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出操，得起的特别早。有一次，我就睡过了头，急忙穿好洗好跑出去，他就冲着我喊“崔文芳，几点了啊！”我就不吭声，只是低着头，知道自己来晚了，也不敢去狡辩，他就批评我。还有一次，是因为学校那会天天吃小米，咸菜，刚好我妈给我做了新的棉布袜子，我就拿去卖了，买了烧饼吃，结果被学校老师都知道了，然后，他就在大会上批评我，说：“我们有的女同学吃不了苦，还把自己的袜子拿去卖了买烧饼吃，下边的同学都笑了，当时他虽然没提我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那个人就是我。后来，经常有同学就在我跟前说，崔文芳经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把袜子卖了买烧饼吃去了。特别惭愧。
我们第一次以相亲身份见面，觉得特别尴尬，当时也不懂太多，只是觉得当时有好多人搞对象，因为抗战胜利了，给我写信的人也特别多，但都是因为没在身边，况且我都快毕业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无所谓了，女孩子能有个依靠，离家也远，这样就可以有人照应了。
我们俩都不算很了解对方，哪像现在两个人得好几年。当时我问他年龄，他都瞒了我，没有说实话，也没告诉我他一个胳膊是残废的，只是说曾经被日本鬼子打伤过。他为什么会隐瞒我，是因为她比我大8岁呢，而且还结过婚。当时他参加了革命，已经结婚了，并且还有孩子，后来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他老婆躲在窑洞里生了孩子，病死了，这些都是婚后才知道的，包括他的胳膊不能动。说实话，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以后时间久了，就慢慢地有了感情，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有次为了抱抱孩子，胳膊差点折了。儿子在作文里写道，我从小就没有被爸爸抱过，因为爸爸有个胳膊残废了，很想让爸爸抱我一次。看到这个，老伴当时很愧疚，也很难过。还有一次，她带着女儿亚萍去看戏，因为人多，孩子看不见，就让他抱起来，他当时也忘记了，就一把抱起了孩子，结过胳膊就脱臼了，当时就不能动了。后来还去找了医生才没有什么大碍。还有次他去武汉参加全国机械工作会议，坐车时，车胎给爆了，直接撞到了电线杆上，幸好没出什么大事，但胳膊就骨折了，回来养了好几个月才好了。
虽然他有很多缺陷，我们很少吵架，但我们后来的感情却很不错，我们整整相处了40多年。我也曾经很羡慕别人，其他老伴出去走走，经常挽着胳膊，而我们从来没有过，老伴也从来不陪我逛商场，基本上一辈子都是我在照顾他。他年纪大了，洗澡都是我给他洗，现在看见周围好多老头伺候老伴，我就想起我和老头的点点滴滴，羡慕起别人，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个福分。
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恋爱，那么浪漫，结婚仪式又那么隆重，就不由得想起我们。当时在学校数我长的好看，年龄又算小的，天真，活泼。相亲后，我们也经常出去走走，就是在田间地头，说说话，手都没有拉过。要说拉手还是有次我们那个地方演什么节目，搭一个高台子，特别热闹，他就带我去看，其中有个节目，虽然记不清演的什么，但是在演到中间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吓了我一跳，他就突然抓住我的手，这是婚前的唯一的一次拉手，还是在不经意间，这个就是我们最亲密的了。
我们的婚礼是在学校办的，组织上批准下来很快就举办了。特别简单，做一套蓝色布新衣，我的女同学就把被子洗的干干净净，当时我们住在楼下，他们在楼上，大家在一起热闹的吃个饭，就算结束了。当时学校为了表示庆祝，还为我们杀了一头猪，哪像现在，都在酒店摆好几十桌酒席。
老头临终前还觉得很愧疚，对不住我。唯一让他可以放心的是，我有几个女儿照顾，都对我很好。
我和老伴的生活虽然平淡，普通，但我们却经历了那么多事，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困苦，一起扛了过来。
老伴是个细心体贴的人，对我很关心爱护，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工作能力却特别强。每当我工作中遇到问题，都是他帮助我分析，想办法，找方法。在工作中我很依赖他，在生活上他却很依赖我。我们相依为命一辈子，有苦有乐，风风雨雨一世情，平平淡淡才是真。
关于他们的
我有6个子女，长大后，大儿子是高级记者，大女儿是大学教授，二女儿是科长，三女儿是医生，四女儿是企业干部，五女儿曾出国留学，回国后搞中外交流工作。6个子女的教育，我都是靠言传身教，孩子们也都很争气，都比较有出息，好学上进。我对他们的付出没有白费心思，我感到很欣慰。
1945年，我怀了第一个孩子，十月怀胎后于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6月生了我的大儿子，贺亚生。当时我在太岳区工商管理局工作，在那个年代，国家给生了孩子的女同志发保育费，所以孩子的生活费用还够。只是生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个特别的讲究，女同志不能在床上生，就在地上给铺上草，然后拿两块砖头坐上边，在地上生。我老伴一听，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们不讲你这的风俗习惯，在老伴的一再坚持下我在床上生下了我们的大儿子，因为是第一个孩子，我没什么经验，当时特别害怕，毕竟才18岁。坐月子时，他非常忙，根本照顾不了我，开始时是雇了一个人，后来我母亲来了，毕竟母亲知道月子应该吃什么，应该喝什么。当时是在山西阳城县，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每次飞机一来，我们就赶紧钻到床底下，后来老伴觉得这样很不安全，就让我跟着母亲搬到了农村，这样安全了很多。回去后母亲帮我给孩子找了一个农村奶妈，中间因为一些原因还换了一个，大了点就送去幼儿园了。幼儿园是在劳改监狱里面的一个寺庙里，中午我去看孩子时，发现那蚊帐上到处是臭虫，我就赶紧找了一个碗，装了点水，一个一个地把臭虫弄了下来。
太原解放后，条件好了很多，我就送他上了干部子弟学校，因为离太原市远了点，所以那会他就开始住校了，每逢周末我就去接他回来。小时候的他特别淘气，每次回家衣服都脏的没法看，他不听话，我就打他，但孩子他爸特别疼爱孩子，看我打，就一把把我推开。有一次，孩子放暑假在家，老头的婶婶来看孩子，他尽然把人家的鞋子扔到了房顶上去了。他整天就知道在地上玩，打滚，衣服经常会扯破，弄的不成样，晚上我把棉衣服洗了，连夜还得给他缝上，第二天送他去学校。当时我真的很辛苦，周围女同志都穿旗袍啊，高跟鞋呀，打扮自己，我根本没有时间，也没那个精力。虽然我孩子淘气，却很懂事。记得是在1968年，生活非常困难，我儿子在小学吃饭特别省，每次放学还要带两个窝头回来，而我做菜粥都不舍得给孩子放点棒子面，所以当时特别感动，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