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那段时光，觉得最庆幸的还是我爱人对我的支持，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方面。那个时候当老师连工人都不如，工友还有自由，老师没有自由。没有人管你，一天就是待着。那时候没有幼儿园，有幼儿园也去不起，就指着爱人的工资过活。后来没办法，我们同事想了个主意，就把孩子都带到学校。学校有单身宿舍，我把孩子放在那儿，谁没事就帮我看看孩子。我的三个孩子就是这么带大的。
我的老伴不是个浪漫的人，挺实在的，总离不了工人的本质。过生日都是孩子给我过的，后来生活好了才过的，原来也不过。那个时候家里没钱，上班又不自由，后来把孩子养成一个坏习惯，早晨我着急走，夏天时，我们的大姑娘什么也不穿，把裙子一套就和哥哥出去了。结果是学生一听说是老师的孩子，学生没有恶意，就把孩子戴的帽子抢过来。那个时候解放军时髦，就戴那种帽子。这些学生把帽子抢过去，她就到班上找解放军，解放军叔叔不能拿东西，你们学生就能拿东西吗？把那些学生气的呀！我们的孩子挺聪明的。后来我怕孩子学坏了，就给他们布置任务，画画。那个时候请老师也请不起，我就找一些薄的纸，每天上午大的孩子描两张，小的孩子描一张。现在这几个孩子画画都好，大儿子的字写的很漂亮。
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他爸爸的单位给了两张电影票，那是很不容易得来的。那时电影票一次看三个，《啊，海军》《山本五十六》；第三个想不起来了，三个孩子加两个大人五个人，电影院那么远怎么去啊。一辆自行车，我在后面抱着小的，两个大的孩子坐前面。回来的时候我们旁边有一个老头说，这一家是学杂技的吧。我们头一次看电影，边看还拿着个烧饼吃。这下把孩子美坏了，回来见了小朋友就吹。
那时都是描写日本人的片子。现在我还有印象，日本人枪毙、自杀的时候，自杀时都是蒙着黑头，那两部片子给我的印象太多了。孩子们，就觉得好玩，美得要命。我们看了一天电影，那是唯一的娱乐。
我们的孩子考大学以前没穿过新衣服，都是穿我的衣服，老大也是穿我的。冬天我会把两件衣服中间放棉花，三个孩子都没有穿过新衣服。
那时两个姑娘都是宣传队、歌舞队的，儿子是大提琴队的。宣传队还都要演出。那个辅导他们的音乐老师嘴特贫，有一天跟大儿子说“你穿你妈衣服吧。”他说“谁说的，不是。”老师说“你看男孩有两个口袋的吗，人家都穿四个口袋的。”后来儿子回家告诉我，我说“四个口袋的都是解放军。”
后来大儿子考上了张家口医学院，我就给他买了一件短袖褂子。他路过北京上我妹妹，也就是他姨家。穿着短袖褂子，美美地告诉我妹妹，“看看这褂子！”我妹妹说“什么好衣服啊，至于吗。”
两个女儿小的时候都是学校的宣传队，成天演出。那个时候演出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娱乐活动，连外宾来她们都要演出。我们的姑娘最怕的是一到演出后和黑人握手，说他们手上的毛吓人。我们的孩子老早就得出去，中午演出早早就得去化妆，我们的姑娘还要管小朋友化妆。大女儿有一次唱歌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不小心还唱错了，不过外国人也听不出来。
想一想那时候，我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上班，走的时候从来没有和她们说过把灯关好，也没有说起来给她们做饭，没管过，现在想想也挺对不住孩子的。现在的孩子上学都得接送，我从来没接过，都是老大带着他们。我们的姑娘有一个同桌，那个同桌和我姑娘说了什么难听的，我们的姑娘就生气，在那儿难过。我们的老大是孩子头，同学总是围着他。回来别人告诉他，你妹妹受气了，他往门口一站，把那个男孩子吓的躲到凳子下面了。老大上初三以后就不打架了，突然就特别懂事了。
三个孩子小时候的成绩都不错，都是石家庄重点学校的。我们的大姑娘为什么没考上，因为她的视力不行，后来学校让她缓缓，我说上我的学校一样，两年就毕业了。他们学习都好，都是尖子。宣传队有一个条件，学习不好的不让进。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我几乎没操过多大心。我的孩子特别爱劳动。
三个孩子也特别争气，二女儿身体不太好，是上班以后考大学的，也是学医的。她后来分到石家庄第四医院当大夫。结果小女儿、儿子都当上了医生。大姑娘不是学医的。
图 10
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76年大地震，75年我爱人出差到唐山出差还带着我们的儿子。第二年地震，我们没赶上。想起来就后怕！河北邢台不是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吗。河北石家庄也有地震，我们在外面睡。我们有一个邻居精神病，她爱人就是这么死的，晚上有一个会计会在唐山开，他可以第二天去，因为他老婆是精神病，不愿意在家呆着，去了正好赶上了。会计都死在那里了。
北京也没吃的，后来我爱人到我们父母那儿，西北三线西宁，回来带了一麻袋土豆，不是给我们家的，给我叔叔送去了。我父亲告诉他的，说给我二叔送去。我爱人特别听话。老人叫给谁就给谁。那时候家里困难但也没给自己留，老人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时候人都忠厚。
那个时候生活食物短缺，我们的楼道里都穷，我们家还算富裕的。那时候人都穷，住着破房子，大家用一个厕所。我刚结婚的时候十几平米，后来好一点住两间，也是大走廊，大家用一个大厕所，没想过自己能有一个厕所。那时候有个房子就不错了，这还是我爱人单位分的，我们单位都没有。
工作经历
1959年开始工作后。我一直是班主任，一般都是和学生同吃同住。
不过我刚当班主任时也吃亏不少，因为没有方法。方法不是学校讲的方法。现在你叫我带一个班，后来我都是带乱班、差班，都有经验了，带孩子比社会上简单多了。孩子别看个子挺大，思想还是很单纯。我发现我教育学生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歧视所谓的落后生。所以有的女生跟我提意见，老师您最喜欢调皮的同学。其实不是这样，人家调皮，但人家球打的好，画画好，为什么不能鼓励呢，非得说数学学的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每个人都有所长有所短，不要光盯着短的地方看。
那时候有的老师对我有意见，因为我从来不排名次。我有一个学生数学考了59分，找我去了，说老师，您给我添一分吧。他说多难看啊，不及格。我说不是不给你添，分在这里，因为你不太努力，并不是说这个题怎么样，别看你不及格，我是公平办事，你的水平就是差一分，题也没有必要。如果我给你提了，我也不写档案。这个孩子后来考上了北大数学系，他说老师，我是不是有天分？我说当然。他后来考上北大特别高兴，那个时候还来看我。
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就是觉得孩子们各有所长，不能用他的长处比他的短处，不合适。有的孩子歌唱的好，可是数学不好，但他可以往那方面发展。有的孩子数学好不意味着其他的都好。孩子们都不一样，有的孩子很调皮，但是很讲义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深有感受，调皮的孩子从来不批斗我，反而当时学习好的干部不敢理我，怕受牵连。实际上调皮的孩子一个是讲义气，另外年龄在那里，岁数小就是好动，也不是说真要把老师怎么样。
文革期间我很幸运的躲过了一劫。我65年怀孩子不方便，就不当班主任了。正巧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学生都认为班主任就是领导、就是走资派，但我正好那段时间没有当班主任，因此也没怎么挨批斗。所以说坏事变好事，一点也不假。那时我还记得平时我一上班，也不讲课，成天坐那儿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叫你去，你就得过去。文革吗，一会儿又游行去了，你得跟着，喊写口号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