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有一句话是一直想对老伴说的：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故事。
我跟老伴袁贤桢是高中的同学，她是在高一下学期时从清心女中转学过来的。清心女中是一个教会学校，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自此之后，我们做了两年半的同学。
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离她家很近，走七八分钟就到了。她哥哥是我们的同学，比我们高一届。她妹妹也是我们的同学，比我们低一届。念高中的时候，和我在一起玩得比较好的同学，大部分的家长都不是商人、也不是地主，我们的家庭背景都很单纯，职员，文化人比较多。
因为班上同学们的家庭情况很复杂，所以大家都是“人以群分”，谈得来的一些同学在一起，她和我在一起玩的时间比较多。一起玩的女同学有一个姓屠的，后来在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如今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个在无锡的姓陈，现在身体不好，但是她养的挺好的；还有一个姓丁，高中没有毕业就结婚了，现在也是八十几岁的老太太了；还有一个姓戈，解放前就到解放区去了，一九五七年错划冤死了；还有一个就是史学家郭绍虞的女儿郭桢和，解放前到解放区去了，现在是离休干部。沈墀（高中、大学、研究生同学）我们这些孩子在一块儿玩得挺好的，那时候大家都很天真纯正，也没有考虑过感情的事。
当时一起玩得比较好的男同学有：崔鼎九（高级工程师）、董乃钧（中国林业大学教授）、陆时兴（上海宝钢干部）、陆永祥（毕业于浙江大学，后赴香港定居）、沈怀侠（解放前夕赴香港定居）、凌云宝（高校教师）等。
大学的分别
高中毕业以后，她考上了国立的南京大学旗下的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当然，她也考了很多学校，后来还是选择了在南京念书。我考上复旦大学法学院的经济系。虽然因为上大学，我们分隔两地，但在假期大家回上海，还是经常碰头的。
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我对她的爱慕之情慢慢地也表现得很明显，只是还没有挑明恋爱的关系。后来，一九五二年那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了，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她从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他们学校的附属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教书，也就留在南京了。我在北京上学，回上海路过南京的时候就去找她玩，住在她们学校，我们两个也没有很有意识地相互追求，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很自然地就在一起了，双方家里也没有意见。
我们结婚了
我和老伴一九五六年在上海一家比较大的王开照相馆拍了张照片。同意拍照片当然表示老伴是肯定愿意嫁给我了，而我也愿意娶她。确定订婚关系时，除了拍了照片，我们并没有像现在年轻人一样，相互送订婚戒指。不过那时候，男孩和女孩如果不是恋爱关系，是不能够在一起正装正式拍照片的。
我们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结婚的，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结婚当天刚好学校在批判一个叫林希翎的女孩子，她在我们学校非常有名，能讲能说，但后来被划成了学生里面的大右派，而且是特大右派。后来，这些孩子和“六•四”闹学潮的孩子们一样都流亡国外了。林希翎到国外也并没有辱骂中国共产党，后来听说她生病去世了。我们结婚是在北京办的，在海淀区镇政府领的结婚证。从前，结婚都是按照手续一步一步来的。
新房也很简单，当时学校给了一间十三平米的房子，也没买家具。当时有的也只是学校里面发的木床、桌子、椅子，也都是木头的，还蛮结实的。再加上，家里老人给我们准备了两条新被子，我们最初的小家就这样成立了。
结婚的时候，教研室的同事、自己教的学生、系里的领导晚上都来祝贺了一下，我买了二十斤糖招待大家，大家在一起吃点糖喝点茶就完了，这就算正式的仪式，没有办酒席。那时，她带了近四百块钱的积蓄来。因为她一九五二年就工作了，我一九五五年才工作。我们结婚之前，我父亲和大哥的事情都发生了，她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急着和我撇清关系，更没有嫌弃我。
谁不知道解放以后家里有冤假错案关系，比没有这种关系的要坏得多。但她没有考虑这些事，因为这不是我的事，我也不能选择。那时候，我们严格遵守父母的教导，遵守国家的规定一步步来，直到区政府去领结婚证。说实话，那时候的年轻人比现在的老实，没到结婚那天我们俩没住在一起，有的人还说我们保守。我说：“大家相互尊重，着什么急，已经到这时候了。”
后来假期过了，她又回南京了。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和北京市的幼儿师范学校都是通的，毕竟是一个专业，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的校长和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的校长也都是朋友。有一回，南京的那位校长到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谈业务，谈到了人事调动，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就要我老伴到北京来工作，但是说了一个条件，因为老伴在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工作了好几年了，已经是教务主任了，如果到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就没有这个头衔了，因为没有这个空位。后来，我们说只要能调来就行了，于是双方校长谈好之后她就过来了，那时候户口也好转。到北京市幼儿师范学校之后，她勤勤恳恳地工作，先当了教务主任，后来当了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一直到退休，她还延退了三年，直到一九八九年才退的。她是一位工作负责，热爱学生，非常敬业的工作型老师。
我和老伴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在被株连最困难的时候相互注意彼此思想感情的变化，以使我们之间不会出意外、想不开。后来，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也没家底——因为一九五七年才结的婚。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我女儿出世了——正赶上困难的时候，垃圾箱旁边的白菜帮子我都拣回来吃，后来慢慢地国家发了一点东西，落实了政策。当时我的工资是七十八块，她拿八十九块五，级别比我高。困难时期她另外还有两斤白糖，三斤黄豆，这些补助是我沾她的光。那时候两斤白糖，三斤黄豆是很可贵的，属于营养品。所以我们之间可以说是“苦度春秋数十载、相厮相守”，很不容易的。
我给学生讲党课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我问：“同学们去过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吗？你们知道山海关上面有一个望郎庭，望郎庭里有一个大石头，大石头上有一个大脚印，你们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吗？大家能悟出什么道理呢？”我说那是孟姜女千里寻夫，站在望郎庭上眺望寻找她的丈夫，脚磨啊，磨出来的大脚印。这是一个故事，挺夸张的。孟姜女找不到她的丈夫，痛哭了一场，结果哭倒了长城。我讲到这儿，有的同学悟出一个道理，故事表达的是一种忠贞不渝的爱情。我不是提倡封建，但我认为感情就应该这样，我俩能经得起苦日子的考验，经得起社会政治风波上的起伏。
我还提倡婚姻的事情一定要慎重。我们国家是应该学习西方的东西，但有时候不怎么好的方面学得挺快，有好的东西却又不坚持。西方有的国家对婚姻大事是严肃对待的。
做父亲的最初体验
我女儿是一九五八年十月月二日出世的。那时候我很忙，在前面提到的丰台区赵辛店乡的北岗洼村作为干部下放劳动。老伴有孩子的期间我还经常不在家，她自己管自己，住学校里，也有伙食，有什么事就找学校，吃、喝倒没有问题，所以生活上我不怎么操心，我一般两个礼拜才回来一次。那时候，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孩子上幼儿园了，要很多钱，好多事情压在头上，我没有太多着急这些事，也不知道着急。孩子出世的时候，我也没在身边，是回上海生产的。后来考虑到在北京家里没有人照顾，就把孩子留在上海，请我岳父母代为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