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旧时的记忆在我心中是如此的珍贵，我的故乡、我的亲人，所有的快乐、悲伤伴随着岁月的变迁而逐渐斑驳。回望童年我不禁感叹，年少岁月里的点滴记忆，都是上天赐予我的恩惠。
我出生于1936年2月6日，那是农历丙子年（鼠年），一个闰年；同时也是民国二十五年；满洲国康德三年。我的老家是香河县五百户镇土山村，土山村是个很贫穷的村落。那时候流传一个说法：“土山村两头土，河西务卖棒骨。”棒骨就是棒子的壳，农村一般都用它来烧柴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穷得连棒骨都要拿去卖。河西务是个大集镇，因为我们村子连个正式的商店都没有，记得小时候去村子里的小商店买东西都是拿鸡蛋换的，很少用钱，所以大家都拿棒骨去河西务的大集市上卖了换钱。
李氏家族
当时我们整个家族的人都生活在这个土山村，因此算得上是我们当地的大户人家，族里有医生、有私塾先生，生活相对于村子里其他人家要好过些。我们李家的家规很严，辈份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有严格限制，而且基本上都读过书，受过良好的教育。
父亲对我讲，人跟天一样，不会永远晴天，也不会永远阴天。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靠自己是很难的，要靠天靠地靠他人。受他人恩惠，就要懂得回报。《论语》中有一段话：“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我有四个哥哥，我们五兄弟就按照“恭宽信敏惠”这个顺序排的辈份。老大叫李宗恭，老二叫李宗宽，老三叫李宗信，老四叫李宗敏，我排行老五，所以就叫李宗惠。
祖父的大家庭
我的祖父李锡龄，在我们土山村可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老中医。他很有文化而且医术高明，有的病人甚至是专门赶着大车从几十里外的地方来找他看病。他的父辈，也就是我的太爷爷辈李哲，原来是地下党，解放后，在天津铁路局工作，住在铁路局的职工宿舍，家里生活比较富裕。解放后调到北京铁路局阜城门外靠近军事博物馆的地方，是位局长，所以我祖父的成长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祖父家在村里算得上是上中农，但后来给划分成了中农。他家住在村头，房子是相当讲究的四合院，院子前面是打谷场，房子后面是牲畜棚。由于日本占领时期社会的不太平，怕土匪进村抢劫，所以我祖父白天行医，晚上拎着夜壶还有支枪到房顶上守夜。解放后，我询问过那杆枪的下落，听说是当时交给我的太爷爷李哲保管了。
祖父平日里都非常严肃，在我的印象里他几乎没有笑过。只记得有一次，他有一封信件需要送到离土山村六里多远的后延寺村亲戚家，问我们兄弟几个人谁敢去，我立刻自告奋勇。等我回来后，祖父把一个小苹果切成了四小块，拿出其中的一块分给我，算是对我勇敢行为的奖赏。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受到他的宠爱。要知道当时在农村能吃上水果，尤其是苹果，那可不是容易的事，苹果是我父母从天津买来孝敬他的。
我的祖父一共娶过三次亲，他的第一任老婆去世很早，具体是何时我也不得而知，只知道她留下了两个男孩，一个叫风仪、一个叫风彩。李风仪在青年时候不幸夭折了，而李风彩就是我父亲，后改名为李桐岗。从我记事起，每年都看到父亲在给过世的祖父母上坟时都要单独给李风仪烧一份纸钱，可见他们兄弟俩的感情是非常的好。
他的第二任老婆同样也是生了两个男孩，名叫风瑞和风刚。李风瑞原是北京玻璃厂的职工，李风刚原在北京普兰德洗染店工作。估计是因为祖父更宠爱二老婆的原因，因此他也非常喜欢他的这两个孩子。甚至在分家产的时候，把家里的大部分财产都给了我的这两个叔叔。
祖父的第三任老婆我倒是见过，她没有儿女，是个精神病患者。每天到处游逛，所以跑遍了香河县多个地方。虽说有病在身，但她也能认人。每当我回老家的时候，她总是要跑回来看我，笑嘻嘻地围着我转，跟人念叨我，夸我是个大学生，因此当地无人不知她是我的祖母。
我有一位老爷，他是我祖父的弟弟，人长得很帅气，还留着长胡子。因为他文化水平高，而且还比较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即使是背着粪箕去拾粪，人们见着他也都敬他三分。记得他给我讲过，说：“老俄（也就是苏联）这个国家很穷的，我们跟这个国家在一起的话，早晚会被拖垮！”我想，他是个农民都知道苏联，可真是了不起，因此打心底里佩服他。我的这个老爷还会相面算卦，他跟我母亲讲，说我的眼睛有灵气：“宗惠将来是可以做官的，有官样就要好好培养，如果培养不好有可能成为浪荡帮子（浪荡帮子就是坏蛋）。”因此我的母亲非常敬佩他。他是个很注重传统规矩的人，进了门要先对着他母亲的照片鞠躬，然后再给他鞠躬。
我还有一个大爷李风山，是堂兄弟的本家。他所开办的私塾，专门负责的是我们李氏家族的教育，因此他的威望很高。我上面四个哥哥小的时候就在他那里上学。
待人宽厚的父亲
我的父亲李桐岗，属虎，1902年生人。他为我们这个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年少时在药店做学徒，后来继承父业也当上了中医大夫。困难时期还打过零工、耕过地，为了家里的生计四处奔波。父亲为人宽厚老实，总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人们总是会竖起大拇指。他用实际行动教导了我们，做人要无愧于心、本本分分、诚实守信。这也成为了鞭策我成长的做人准则。
父亲从来没跟任何人起过争执。在祖父分家的时候，把家里四合院的正房和西厢房分给了二老婆生的两个儿子。这五间正房和三间西厢房，可以说是家里的大部分房产。我父亲虽然排行老大，却只分到了东厢房。尽管知道祖父在房屋的分配上偏爱了两位叔叔，但我父亲却没争一句，也没说一个“不”字。每每提到这事，我的母亲总是禁不住要埋怨他两句。
如今的达仁堂中药文化展览馆
父亲是在解放前结的婚，后来离开家到天津达仁堂药店①做学徒。因为和家里没有什么联系，所以过得比较辛苦。他刚去做学徒的时候是在药店打下手，白天在黑暗的小房间里学习制药，到了晚上就在店里守夜。主要就是学习如何用生铁做的小碾子磨粉药。两只手扶在高处，站在碾子的滚轴上碾药。其实坐着就能碾，但是药店对学徒的规矩不允许。后来父亲又进了天津小白楼马乐三医校学习。毕业后几经拼搏落户到天津市河西区陈塘庄，在这儿开了间小药店叫“同源堂”，卖药兼行医。然后，父亲把我母亲从老家接出来帮着照看药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慢慢地，我们的生活有了好转，药店从开始的租一间房子，到后来租了两间房子，等到了解放后还有了一个院。父亲经常念叨着要回农村老家买房置地，俗话说的好：“水流千里归大海。”但是当年只是买了房子没有置地，大概是因为要是置地的话就得回香河县的农村老家才能买，这个在当时已经不允许了。
父亲待人和善。按当时农村的习惯，药店在夜里是不卖药的，但只要有人来叫门，父亲总是起身给人拿药。白天，他的小药店里经常有人来聊天，有路人要进来坐坐，我父亲也总是热情地递上热茶款待。要是正好赶上饭点儿，就请他们一起吃顿饭或者喝喝小酒，即使是在大年三十也是一样。平时，父亲总是连着把邻居家门前的地也一并打扫干净，特别是冬天下雪之后，还要扫出一条长长的路，方便来往的行人。父亲还明确地告诉我们，不要把洗脸水泼在路上。他说：“夏天泼水让人踩一脚泥，冬天泼水会有人滑倒。”无论在城里还是在农村，但凡认识我父亲的人都夸他为人老实本分，是个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