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老百姓都是买水，卖水的人赶着一头小毛驴到胡同口，车上放一个大木桶，像一个洗澡盆似的，很大，一天送一趟或是一天送两趟。牛奶、羊奶也是卖者骑车、推车天天送到家，用打油似的吊子卖。煤球大多是用手工摇出来的。后来慢慢用蜂窝煤，有几户人家有煤气呀！手纸用的都是土制纸，哪有现在的好条件。
当时还有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还有有轨电车。我们到北京以后，有时候和同学一起出去玩，那时候王府井有一座教堂，教堂的附近有几间四合院的房子，户主是一个老太太，她跟儿子一起卖面点、熬鸡汤，鸡汤一毛钱一碗，鸡汤里头放一点盐，因为我们是南方人，而且学校里也喝不着这种汤，所以我们特别爱喝，每次我们到那儿别的不吃，只要一碗汤，解解馋。
当地有关部门慢慢地把人民大学门口的路拓宽，原先靠人民大学这边的路两边都有大理石，后来把大理石都搬走铺到天安门广场去了。那时候天安门广场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面对面，当时我来的时候广场周围有红墙很高很厚，和天安门的颜色一样，后来给拆了，十周年国庆的时候新建了十大建筑。
那个时候，西郊号称有“八大学院”（西郊是高等学院集中的地方），如今面貌已焕然一新。人民大学一进门看到的灰楼，现在叫求实楼，本来只有三层后来又加了一层，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漂亮楼。总体来说北京的生产建设发展确实是很快的，人民大学的对面、大钟寺当时都是农田，人民大学的西边是万泉河，旁边有稻田和菜地，我女儿小的时候我还带她去逮过蝌蚪，青蛙，然后回来解剖做实验。后来慢慢地，高楼平地起，房子都盖起来了。
关于拆城墙盖房子当时是有争议的，那时候，梁思成（梁启超的后代）是当时清华的建筑学家，认为城墙要保留一些。后来双方争论得很厉害，但是最后德胜门，安定门、西直门的城墙都被拆了。
虽然说高楼建起来了，可是农民的地少了不能种粮食、无地种蔬菜，将来这个粮食怎么弄，毛主席讲“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前几天有人写了篇文章，文笔很好，他把问题说到了点子上，又说得很客气。说建设世界大城市的矛盾，有好的一面，但是眼前好多问题都还没解决。说得很有道理啊，比如现在出门找厕所难的问题，比如买一本《政府工作报告》要跑到西四的新华书店去买，好多报刊都不卖人民日报等党的宣传刊物，坐公交车挤，自驾车堵，抬头看高楼林立，低头着破落小院不少等。一九五二年北京最高、最漂亮的建筑是王府井金鱼胡同处的乳白色只几层的和平宾馆。该建筑至今仍保留着，由此可见当时的建筑物可见一斑了。
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甚至没有手机的年代一路走来，我家最早的那台电视还是在怀柔县工业局的邢科长给弄了一张票再加工业券买到的，当然还要人民币， 是一台9英寸的电视机。后来是大的黑白的、彩色的，现在是液晶的，那时候用什么当“冰箱”呢？都是用天然冰。北京西郊有个胡同叫冰窖胡同，冬天那里的人从颐和园湖面上去凿冰存起来夏天卖，所以，北京的胡同命名都有道理的。
总而言之，北京这些年来在城市建设、交通、人民家里用的电器等方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我们应该为之满足，不能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很多事情，我们的心态要平和一点。
北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东南西北方向很正，容易记，不像上海、天津。到现在为止上海我家住的朝向我都说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是浦西。
北京的绿化工作做得确实好，人均绿地率高，如今的天气比一九五二年时好多了，真是天蓝、水清、风和日丽。如果把整个社会风气搞的更好，则会把北京建设得更美好。
受鼓励鞭策的一生
我一生平庸无为，但党和政府给我的政治荣誉和物质待遇太多了，我把这一切，走看作是党和政府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在我人生最后的路途当中，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期望。
◆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编撰的《企业财务管理》荣获人民大学第三届优秀教材奖
◆校级优秀共产党员
◆《谈固定资产的折旧管理》获浙江省社科类期刊优秀文章奖
◆有突出贡献的老工会工作者
◆2007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先进党支部
◆在全国财政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中获得优秀奖
◆《国际财务管理》荣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荣获2003年度校级先进党支部
我把这里刊载的国务院颁发给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颁发给我的校级优秀共产党员证书和中国人民大学工会委员会颁发给我的有突出贡献的老工会工作者证书，以及相关学术团体颁发给我的有关写作方面的获奖证书看作是对我一生的鼓励和今后的鞭策，我会珍惜铭记进取的。
这里刊载的只是部分获奖证书，为了节省篇幅，尚有我获得的1996年度校级优秀共产党员证书、2004年度和2010年度获得的校级优秀党支部书记证书，以及1994年度我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校级优秀党支部先进集体证书等没有刊载。我对这些证书是极为珍视的，会收藏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