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国现任会计系创办的中盛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兼主任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之初，资金短缺，业务关系不固定，但李相国不畏创业艰难，凡事亲自挂帅，亲自出马，跑累了，跑瘦了，无一句怨言，经过李相国和大家的艰苦努力，事务所终于走出了困境，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好时光。
致谢老师们对我的帮助
财务教研室是由小发展到大的，最早的成员有已故邢宗江、已故刘凤钦、已离校的徐文通、耿汉斌，以及目前仍在校的向萱培教授(她是我在人大读研究生时同班同学，是我们的老大姐，对我在政治思想生活各方面都给予关怀)。王庆成(他先我一年从复旦大学会计系毕业被保送到人民大学当研究生)、顾志晟(是人民大学培养的较早本科毕业的调干生)、温坤(她先搞商业财务，后搞管理会计)等。其中搞工业财务的主要有王庆成、顾志晟和我，我们三个人几十年来一直合作编著教材，撰写论文，参加学术会议……，应该说在财务专业上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帮助。直到二〇〇六年我和王庆成还合作双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财务管理学》一书，但这本书的整个修订工作是由我一个人执笔完成的，文责应由我承担。
致谢我的年青朋友
我在本书中提到所编著的书籍、教材、论文等和退休后陆陆续续写的一些文章当中，浸淫着我的年青朋友(其中包括我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如卢春泉、刘俊彦、杨万贵、文光伟等的心血，在执笔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共商拟题、观点、内容表述等各方面的内容，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在生活上他们对我也很关心，如现在负责中盛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杨万贵，经所里商定每月给我发交通电话费，在经济上对我不无小补。我以一生有这些关心我的年青朋友而非常愉快，当前他们正值红日正午之时，我祝福他们身体好，工作好，生活好，谢谢他们。
向责编和社长致谢
我和贺南轩教授一起出了一本《财务与会计—李相国贺南轩教授文集》，出这本文集还有一个小故事。起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责编王克方同志对我讲，李老师你为人大出版社做了不少工作，把你写的文章整理一下给我，我让出版社给出个集子。当时我想，我写的都是小文章，没什么大理论，故而婉谢了他的好意，不准备出了。后来经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我觉得我写的文章虽无大理论，但都是联系业务实际亲自执笔写的，故而我又返回去找王克方同志，表示愿意出集子。经王克方同意我才找贺南轩一起出了本文集。这本文集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紧扣财务会计专业问题写的，特别应该提到的人称“成本王”的贺南轩同志所撰写的有关成本方面的问题，论述的全面，分析仔细，方法剖析具体，尤其是有的观点鲜明，至今他在文章当中提到的某些问题仍有现实意义。
二〇〇六年十月，在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开第十二届中国财务学年会时，会议快结束前我找到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社长、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中国财务学会秘书长冯建同志，我刚开口对他说我手中有些文章，我还没说完，他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即说：李老师你把文章整理好交给我，我帮你汇集印成文集。我回京后将稿子原件寄给他，他还要我取个书名，我再三斟酌定了《耕读求实》书名，论文集《耕读求实——李相国教授论文集》得以顺利印刷发行。
我要向王克方编审和冯建教授致以道谢，因为在市场经济大潮之时，出版社是要搞经济核算的，出我们这类文集不仅赚不到钱而且是要赔本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对我这类草根老师能鼎力相助，实属抬爱，我能受此厚待永志不忘。能把自己对一些专业问题的看法作为历史资料留下来，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肺腑之言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受家里兄长们冤错案的株连，处于一种政治上压抑的境遇。当时同事们之间很少来往，我自己也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也尽量少去与别人联系。有一天上午，我走在人民大学东校门摆放铭刻校训实事求是大石雕的附近，遇到当时函授学院计划财务教研室主任邵以智同志，迎面相逢，他主动对我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相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以点头作答。在那种境遇下，邵以智教授能主动对我说这句话，我顿时觉得一股热血涌身，强忍着几乎要流出的热泪，这句话多么宝贵啊，倾注着他对我的关心。有人说黄金有价钧无价，而真情更是无价。
当然，当时也有远离我，视我为异类的人。比如，当时我做工会工作，每个月代大家领工资而后送交本人。有一回给某年青老师送工资，扣他后门，他打开门半掩着不让我进屋，在里面点完数后，生硬地说了一句对的，然后把门关上，这种拒我于门外的感受我也无法形容。他不是对我一个人这样，对曾经在生活上给他极大帮助过的别的老师也是这样，甚至人家生病住院，他组织红卫兵把住院的这位老师从医院里拉回来批斗，真让人心寒，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真是“左”的可爱，应该说他本身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我不记前嫌，他调离人民大学时，我们(包括被从医院拉回来批斗的那位老师)，还送他上了332路公共汽车，我们到沪地搞业务调查时，还特地到他家去看望他。我觉得人应该真诚厚道、宽容些。讲这些不是记恨往事，而是引以为鉴。
娘生儿身
古话说，娘生儿身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母爱是最伟大的。这些话只是当我身为人父时，才真正理解这些话的真谛。我身住北京，每当我回上海时，母亲总是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千叮咛万嘱咐，把我当个小孩子似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很通情达理，心胸开朗。母亲一生经历的不幸事件太多了，生活也很苦，但她都熬过来了，挺过来了，真不容易。
我最后见到我母亲的那次，她的神智已经糊涂了，她一会儿认得我，一会儿认不得，嘴中喃喃自语，也不知道她说的什么。我要回北京时，我大嫂说你走吧，我一咬牙扭头就走，没想到那次分别竟是和母亲最后的诀别。后来我的经济条件好一些后，给她在公墓里修了一个墓，算是我对生我的亲娘尽孝。
嫂娘
京剧里有演嫂娘情节之戏，我对我的两位嫂嫂非常敬重。
我的大嫂王德宜，现年九十二周岁。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她受大哥历史反革命错案的株连，受尽了难以言表的苦，政治上背着历史反革命家属的包袱，生活上丝毫没有经济来源，还要扶养四个没有成年的孩子。为了活下去，我知道她去修过铁路，卖过冰棍，帮人家做过钟点工，凡是只要能挣点生活费的活她都干过。她不仅要扶养四个孩子，还要照顾我母亲、她的婆母，生活真是不容易呀！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小女儿李名珊，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大潮，初中毕业后到安徽省蒙城县去插队，去了没有几个月与同屋的另外两个女孩子有天晚上莫明其妙地被大火烧死了。这件事对大嫂的打击非常大。当时李名珊的二姐陪我大嫂亲赴蒙城，去到时，三个被烧死的孩子已大殓入棺，只露出个头让亲属看一下，虽说开了近万人的群众悼念大会，又有什么用呢？一点抚恤都没有，白白地给活活烧死了，当地政府部门也说不出烧死的原因，真是在那个时候人命不值钱，向谁去求诉呢？
这里不能不提到，当时我在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家里告诉我此事后，一来大嫂无文化受打击太大，怕她支撑不了，二来孩子上山下乡是响应政府号召，她是无辜的，我应该帮助大嫂去把真相了解清楚，这是我做叔叔应该做的天经地义之事。我向干校连队的某负责同志说明情况申请请假去蒙城帮助料理后事，殊不知当时那位领导说，孩子已经死了，你大哥坐牢狱，你何必把自己卷进去管这些事呢？在那种年月我能说什么，只好愧对我的侄女，但我心里明白，这位领导虽说他是为我好，但我不领情，我认为他不准假不符合党的传统做法，太左太不讲人情了。而今大嫂的三房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且都退休了，我们这些侄子女也都有第二代，第三代了。大嫂的身体至今还硬朗，我敬祝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先向一百岁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