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
1951年12月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对工商业者偷税漏税进行查账，先是自查，然后进行检查，许多工商业都有偷税漏税行为。“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大坏蛋，贪污犯……”这些都曾是传诵过大江南北的儿歌。当时我已上高中，我们学校校长被打为贪污犯，大家称为“打老虎”。我父亲的药店被定为“基本守法户”。
“整风运动”
1955年党内开展整风，要求自下而上向党提意见，方针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当时在北大俄语系二楼把角的房间里开会，会上我大胆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一条意见，内容是关于“胡风问题”，“应该向全民宣布对他的处理决定”。既然是全民运动，就应向全民交待。当时，只是定了胡风是反革命，公布了材料，但没讲如何处理，群众不清楚。当时主持大会的是彭家声，他后来是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长。一般涉及“胡风问题”的都打成了右派，但我没被划为右派。
接下来从“整风”转为“反右”斗争，我在城市建设部工作的哥哥被划成右派，我也作为一个学生第一次被卷入政治运动中。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中国访问，北京市长彭真陪同去清华大学，在欢迎大会上彭真公布了右派数字。后来，我把彭真讲的右派数字告诉了我的哥哥，本来是彭真在公众场合讲的，北大、清华的右派分子都参加了大会，我哥哥把我告诉他的彭真所讲的数字，在城建部对别人讲了，这一下不得了，城建部方面追问我哥哥数字是从哪来的？我哥哥如实供出。城建部却认为右派数字属于“机密”，来函给北京大学要求对我进行审查。结果，北京大学也不分青红皂白地给我扣上了“同情右派”的帽子，向右派哥哥泄漏“机密”，犯右倾错误，做出延长我入党预备期的决定。
时过21年，1979年10月4日，中共北京大学东语系总支委员会致函人民大学为我平反。内容：“1958年6月，李宗惠同志被认为在反右派期间向其兄(后划为右派)泄漏机密，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因而延长预备期一年。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李宗惠之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已改正，且当时李与其兄说话的内容并不属国家机密，因此，撤销原延长预备期一年的决议……”
迟到的正义已失去正义，1956年至1958年，我曾多次写材料解释右派数字来于彭真的公开讲话，如果说我是泄密，首先应该追查彭真。彭真是首先对右派分子说的，为什么彭真向广大右派分子说不算泄密，我把他的话向一个右派分子说算泄密呢？但当时北大党组织却不听申述，我们的支书卞铁铿是同班生，后为洛阳军事外语学院院长，晋升为少将。那时，他一再找我谈话让我承认错误。大学毕业时，我原分配到外交部拟派我为驻香港代表，结果因为我“泄露机密，敌我不分，丧失立场”犯右倾错误而从外交部被撵了出来。可想而知，政治运动是多么可怕，它会平白无故地葬送人的未来。
“向党交心”
1957年开展了一次“向党交心”的运动，要求人们相互张贴大字报提意见。大字报底稿可以送交本人，也可以贴完后彼此进行谈心。当时给我贴的大字报内容，说我“暮气”太重，“年纪较轻，像小大人”，而且有“官气”(因为当时我做团的干部)，对人交往“太严肃”、“使人感觉不太自然”，还有同学提“对同志的缺点表现过分的原谅和宽容”等等。
那年也是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人们都要制定规划，五年规划、十年规划都有。大学三年级的我订的规划是“大学毕业后五年为讲师，十年为教授”的“豪言壮语”，现在想起来真是贻笑大方，实际上我在大学工作近40年才刚刚升为教授，真是毛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当时全国人民是一片跃进呼喊声，“多少年超英赶美”，如今回想起来是多么的幼稚。
沸腾的“大跃进”运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大家干劲儿十足。在这种热情奔放的气氛中，迎来了1958年的“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集体敲钟上班，集体敲钟下班，实现亩产千斤，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取消小家庭制，全部吃食堂，不要钱。最后生产没上去，弄得没吃没喝。城市居民大炼钢铁，到处筑起小冶炼炉，通宵达旦红焰焰，好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结果炼的钢铁是一堆堆废钢，全然不能用，耗尽了电煤，耗尽了人力，最后连精神安慰都没得到。
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主要是城市）都采取了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围歼麻雀的办法。记得男女老少，一齐上阵，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清晨六时前，参战人员必须进入阵地，大街小巷、院里院外、楼顶、墙头鞭炮齐鸣，竹竿彩旗一齐挥动，处处吆喝，强迫麻雀飞翔。政府和民众还组织火枪队分布市郊防线，阻击围歼，并在一些显明的空场施放毒饵。中午傍晚进行掏窝搜索，不给麻雀以喘息的机会，使之累死、饿死、毒死、打死，以获全胜，真是好不热闹。麻雀消灭了，粮食也减产了，因为吃害虫的麻雀没有了。
为了迎接1959年国庆10周年，从1958年起，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教育战线一项大的献礼是通过举办“全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体现建国十年来我国教育大发展的状况。当时在北京有三处展览，一是北京矿业学院，属于内部展览，展出保密方面的成就，供有关人士参观和兄弟党的来宾参观；还有地质学院；另一个是在和平门的教育行政学院。邓拓带着北京市宣传部的同志来地质学院参观，由于我是北京大学在展览馆的负责人，我接待并介绍了北大出展情况。他问了北大单晶硅生产情况。他说北京大学是我国的最高学府，不是一般大学，是太学，北京大学今后可以叫“北京太学”。
当时在参观到农业跃进馆时，展板上写着“亩产数千斤”。他看了以后，用手比划了一下说：“亩产那么多，穗得有多大，杆支撑得住吗？”其实，他内心知道这是浮夸，表示了怀疑。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揪出“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定邓拓是反党分子，这也是必然的。
三年自然灾害
折腾来，折腾去，1959年开始至1961年，中国人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人们吃不饱，穿不暖，物资全面匮乏，连解手用的手纸都供应不足。当时连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摆放的花生都不整齐，有的人借机多拿几块糖带回去给家里人吃。那三年全国上下饿死了不知多少人，我的叔叔也是那时饿死的。当时我三叔从农村跑到我这来想要点粮食，我哪有啊！我看我三叔饿得手都颤抖，眼里含着眼泪，我也心疼的跟他一起哭。最后我给他几碗米，他回到家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当时的人们面对困难，自己一面吃树叶，捡脚底下踩了不知多少遍的白菜帮子吃，还打肿脸充胖子说：“宁可少活十年，但愿子孙后代幸福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