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转正
真是无独有偶，提升正教授时，也有一段曲折故事。第一年申请，系里没有通过。第二年申请，学校只给外语系一个名额，除我之外还一位是系主任罗舜泉。这个名额给谁？系评审组很难办，最后我看这样下去也不好，我就主动退出，我说让给罗吧，因为罗是系领导，代表系里对外工作方便。另外，罗双眼几乎失明，如果这次评不上就困难了，我身体条件比罗好，我还会有新的科研成果的。当时系评议组的人不同意我退出，他们说正在向学校争取两个名额，后来系评审组有一个不成文的议论，“这次李宗惠让了，明年的名额一定给李”，可是事物在不断地变化。
第三年我申请时，正值在国外，而正好又有一位英语教师从国外回来，她也该申请教授职称了。当她听到名额要留给我时，非常有意见：“李宗惠提副教授时在国外，这次提正教授他又在国外，凭什么！我从国外回来反而不行！”她说得完全有道理，而且她年龄比我大，资历比我深，学术成果比我多，又是英语大语种，而且人也在国内。系领导将这一情况告知我之后，我立即表示这位老师应该上，这次我又没上去。
第四年我从国外回来后，再次提出申请。有人告诉我去年提升的那位老师已是教授，还是系评审组成员，你应找她谈谈，她对你去年在国外申请还有看法。我说：“不必吧！够就够，不够就不够，没关系的。”这位老师说：“你可不要因小失大啊！”我想了想有必要消除她对我的看法，于是，我带着我的科研成果，向她作了说明，第四个年头我终于提为教授。这一来一去，虽然我得到了锻炼，但老实讲，损失甚大。第二年和第三年的老师提升教授以后，都成了享受政府津贴的教授，我虽然也是，但是他们是每月都享有津贴补助，而我是一次性只有5000元的补贴。他们至死都有，而我的补贴只相当于他们四年的补贴。另外，2009年起，他们又都拿到每月500多元的补助，而我分文没有。历史就是如此无情，政策变来变去，人只有无悔而生活。
其实，我在国外期间，人大副校长正在国外访问，谈到学校、系里如何建设的问题时，我曾提出过我的看法，他很欣赏。他希望我回国后，从事行政工作，协助他把教学搞上去。我当时说，我还不是教授，我成了教授之后，可以考虑从事行政工作。他说：“你从事了行政工作立即提升为教授。”我断然拒绝：“我要凭学术来争取为教授，而不想从政取得教授头衔。”其实在人大刚刚复校时，郭影秋副校长就派他的秘书张寅茂专门到我家来过，问我从二外回人大有什么要求，我没提任何要求，我只希望教书。张寅茂一再讲是校长让他来的，听听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请你回复校长，我只求教书，没有别的要求。”
在使馆工作时，与我同去的有周云诚、刘长洪，我升为一等秘书之后，他们仍然是二等秘书。我就找教委人事司司长毕风，建议周、刘二人应提一秘，最初他说：“不需要了，两人快回国了。”我说：“正是因为他们要回国了，所以更要考虑他们的职称，以便回国安排工作。”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并讲述了只提我不提他们是不公平的。最后毕说：“好，我再向使馆领导了解了解，我们再商量商量。”经过一番努力，周与刘在回国之前都提升为一等秘书，我也心地坦然了。
我教博士生日语班，博士生都是年岁大，甚至有一定资历，起码是讲师。还有企业机关的司处级干部，我教书常常要求学员背课文，而且回答问题、翻译句子、听写等等。不论年龄，不分级别一律要到黑板上去做。有一位学员是某大学教务处领导，让他起身回答，并要求他将答案写在黑板上，他写不下来。可能多年做领导的关系，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由于我没有注意到这点，他不但从前排移到了最后一排，还跑到校系告我的状，甚至说我教书误人子弟。班里的同学知道后对他极为不满，集体到研究生院说明情况，不同意那位同学的意见。研究生院的老师对他们说：“你们回去，李老师的教学我们是知道的，不必你们来说。”系领导张勇先说：“说李老师误人子弟，那我们更误人子弟了！”
我一直是在老师、领导、同仁、同学们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非常珍惜他们对我的关爱。有人说你是老教师了，上课不用准备了。老实讲，我从来不敢不备课，而且即使备了课也常常发现自己的不足，总想多指点学生一点。
在使馆工作期间，有两次赠书。一次是我刚到日本的1983年，原人民大学日本专家东海林清来使馆见我，拟为我订购正在陆续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并给我一部分钱购书用，我均拒绝并建议他赠给人民大学，现金可成立东海林清基金，后来他完全同意了我的建议。
另一次是1985年，我中间准备回国探亲，《日本经济新闻》社长让我从他的新闻社书店挑自己需要的书送我。我一本没要，只要求他将有关经济方面的最新书刊装一箱让我带回，通过人大人事处吴方俊送给了学校，价值人民币达十万元以上。
1998年2月18日，我获得了国务院所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教授的证书，这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誉。
“土地改革”
弹指一挥间，共和国已走过60华诞。60年，我们与共和国一起前行；60年，我们一起见证了共和国经济与民生变革的曲折历程；60年，我与共和国一起整整走过了一个甲子。我年已七十有五，经历过日本占领、国民党时代、解放后三个大断代。想来不禁心中感叹。
解放后的斗争，以“运动”为生存逻辑，共和国迎来一场场暴风骤雨，共和国百废待兴。天津市一解放就开始进行土改，陈塘庄有名的大地主张文福家被斗，分了他家的土地、大车和牲畜。剥夺了他们的房产，一处作了村公所用。他家有的人被赶进了郊区国民党军队用的炮楼。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战争，并疯狂北犯，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出兵朝鲜，为援助朝鲜、保卫中国安全，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斗争。当时征集志愿兵入朝，我才上初中二年级，班上年长一点的孙学骞和孙宝丽都参加志愿军走了。我们关系非常好，他们比我大，平时非常关照我，走后我一直想念他们，不知他们现下如何？
“镇反运动”
“镇反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那次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运动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当时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就被逮捕了，听说是国民党特务。
一天下午，我认识的一位解放军和警察在“扫街”，将乞丐、疯子等一概抓了起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明天你上午8点左右去中山门外等着就知道了。”第二天我按他说的去了中山门外，过了没有多时，一辆辆四轮车狂奔而至。将囚犯带下车，在一个挖好坑的旷野上，让他们跪着排成行，由解放军将他们枪决。其中有一名叫吴树田的囚犯，因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而多挨了一枪，他后背上“乙犯吴树田”的标签被打飞了。吴树田系天津市灰堆造纸厂工人，因向纸浆里投放砂子破坏生产，定为乙级犯判处死刑。枪决的那些罪犯都倒在坑里，坑挖得不深，在他们身上埋了薄薄一层土。当解放军撤走之后，不少人跑上去刨死尸，抢他们身上的手表，有的抢走了衣服，更有甚者，就地吃那些罪犯的脑浆，听说是大补的。我看了以后，第二天都不敢吃豆腐脑，感到心里恶心想呕吐。有的农民赶大车来把尸体拉走，等犯人的家里人来认尸，赚上一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