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家境
一个人从降生到这片热土，就开始了自己的征程。
从此我有了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虽然我身在南国，但作为国人，我应该知道祖国母亲在生我的那年，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1931年，中国局势动荡。日本人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即让出沈阳城。日军得寸进尺，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于其贪婪的巨口中。战争永远是人类的悲剧，引起战争的无非是其自身的利益，但人们却总是能找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使战争合理化。令人费解的是，在国破家亡的危机关头，北平古城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国家的动乱，你会惊奇地看到，街头那些饱经战乱的中国人，像往常一样在自家的店铺前做着买卖，小巷深处依旧热闹非凡。如果不是报童在满街叫嚷：“看报，看报，东北沦陷”。你真会以为天下太平，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再多赚些钱；如何照顾好自家的老人，让孩子上学。事实也确实如此，战火烧不到北平，就不会有人去管打不打仗，何时会打到北平。偶尔有人在议论，也像是在聊家常：日本人会不会打到北平？答案往往是不会。日本那个小国，它太小了，动不了北平，也不敢动。
不过，北平毕竟还是北平。北平可以说是当时中国高等学府最多的大城市之一，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先进的思潮。因此，你可以想象，当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脑子里有了进步的思想意识，他们处在这样的中国，就自然而然会用自己的看法去分析局势。他们为了自己政府的软弱而恼羞成怒；为了国家的危亡而忧心忡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北平的街头，你也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大学生在抗议游行， “还我东三省”、“反对不抵抗政策”、“声援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等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口号四处可见。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
在这混乱黑暗的时刻，1931年8月25日（农历六月十二日），我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的一座小城镇。（如今镇海已变成区了）。
我出生那一天恰逢滂沱大雨，作为家中的长子，父辈给我起名叫镇龙，意为望子成龙，大家都叫我阿龙。当时家境虽然清贫，但也算得上幸福。
现如今的镇海发展非常迅速，已是宁波市很重要的一个区了。镇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过去在宁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县城，也是宁波的一个重要的运输港口。上海宝钢的有些钢铁，运到宁波以后就卸在镇海的白龙港。宁波这座城市是出名人的地方，光镇海就出了好多名人，比如包玉刚。
我家不是书香门第，祖父是镇海到宁波段货轮上的二副。
据祖辈说，我们家并不是一向清贫，在我之前也有过比较好的日子。我降生时，祖父已去世，而祖母身染不良嗜好，不仅抽大烟，而且赌博，所以后来家财都被她赌博赌输掉了。
以后整个家族就败落了，还迫不得已把我姑姑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我父亲是老大，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的这个叔叔后来在上海当工人的时候，被日本人抓去日本做了劳工，去了以后就没消息了。据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到过上海，是搭一艘油轮来的。那个时候他在南朝鲜，但自此以后就杳无音信了。我姑姑当童养媳时生活很苦，但后来她摆脱这买卖婚姻的枷锁，逃到柳州，开始了新的生活。姑姑现在是上海退休工人，今年刚过九十大寿，身体还算好。有三个儿子，都很孝顺，一家人过的很是幸福。
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到我出生以后应该说就已经很差了，最后大概只留了一处挺老的房子，我和母亲一直住到离开宁波。
我父亲大概也是小学毕业，初中没上就到上海当学徒了，在纺织厂、针织厂做汗衫、背心、毛绒衫之类的生产和销售。起初是当学徒，后来就当了推销员，那个时候推销员叫“跑街”。家里就是靠他一个人来养活的。
我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在我眼中，她不仅是一位慈母，而且很善良。
童年对于我来说，没有多少愉快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父亲在上海工作，我和母亲在宁波老家，全家就靠他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是艰辛。
童年的时候，供我玩耍的事情和东西都很少。随着时间的流逝，童年在我脑海中的印记已被冲刷得所剩无几，唯一留下的就是对简单生活的感慨，并没有太多深刻的记忆。
我记得，小时候去砍柴，要途经一条壕沟。去时身轻如燕，一下子就能跳跃过去，但下山时，要背着一大捆柴，这条沟就变得如银河般宽阔。要跨过这道沟，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已远不是来时那样简单了。比我年长的孩子都一步就跨过去了，唯独我还在那傻傻地等待着，那个时候最希望的就是自己能有一双翅膀，还能像燕子一样一跃而过，不被那些大孩子笑话。但幻想只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最后我不得不鼓足勇气，一个箭步跨了出去。但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一个漂亮的姿势如流星般瞬间闪过，然后我结结实实地跌在了沟里，身上的衣服也被划破了。等我回去，母亲看到满身伤痕的我，只能流下伤心、疼爱的眼泪。年幼的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我那么小就要出去干活，她是愧疚的，而我也是无奈的。
那时候当地修公路，每家都要出劳力，如果不出劳力就得交钱。现在想想，这一规定根本就不合理，可是当时父亲不在，连出来说理的人都没有。对于我们家来说，哪来的钱交给别人？就只能出劳力了，母亲是绝不可能去的，起码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任务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的肩上，母亲甚是难过。我安慰母亲说，他们不会把我一个小孩怎么样的，更不会让一个小孩做重活，去了无非就是搬搬石头，拿拿东西，毕竟周围有一大群可爱淳朴的农民。母亲听了这话，才勉强答应了。于是，年幼的我不仅肩负起跟着别人去山上打柴的责任，而且还要肩负起顶替大人修路的重任。
当劳力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七八岁的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不知不觉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虽然我渴盼上学，渴盼能够出入学堂，但我更懂得母亲的辛劳。所以每次去做劳力，我都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有意思，总尽我最大能力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劳动的时间也是一晃而过，所以并不觉辛苦。
七岁之前在宁波的时候，我们都是吃一些青菜淡饭，喝点菜粥之类的东西，家境不是太好，但足以解决温饱问题。
有时候父亲的钱还没有寄来，母亲就只能靠收点房租来解燃眉之急。家里的房子，还算宽敞，有三间。左右为厢房，中间是一个厅堂，外加一个厨房，还有一个二层阁楼。我们家住一边的厢房，剩下的都全部租了出去，这样可以收到一点租金来维持生活，这也算是祖辈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点家财。再加上父亲隔三差五就会从上海寄点钱回来，所以维持基本生计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但那时候父亲一个人生活也并不总是很好，有时候不能按时给我们寄钱回来，所以家里偶尔也会遇上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何况祖辈留下来的地也都没了，只剩下了房子，所以我们没有地可种，粮食也要用钱去买。
以上是我去上海之前的童年时期的生活状态。直到后来离开宁波，我的生活才多少有了点色彩。
我的童年时期有着别样的快乐。甚至在以前我总固执地认为我的童年是暗淡无光、平平淡淡的，可是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回首往事，才不禁愕然，原来我的童年在母亲的呵护下也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