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四清”
困难时期刚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每年一次．每次又是一个独立的过程。1962年，在全国农村又开始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彭德怀攻击三面红旗，并在1962年之后，发展成为更大规模即第五阶段的“四清”运动。
1963年，我在北京市房山区参加了一期“四清”运动。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当时我与矿业学院的老师们一起，在一个叫交道公社后石羊大队的地方开展“四清”。我是作为先遣队，一个人先进村摸情况，了解地形。制定安排大部队的住处，主要住在可靠的贫下中农家，绝不能住到有问题的干部家中，或者是地富反坏分子家中。也不能完全听从村干部的安排，怕他们有“四不清”问题。进村后，我先让村干部介绍情况，之后自己选一家住下，行李放下我就背起粪箕子，走村转巷边拾粪，边看地形，边向遇到的村民寻问情况。等大部队进村后向他们汇报，迅速安顿住处，立即可以开展活动。这一次主要是矿业学院老师进行四清工作，我们是协助他们。
1964年，我随人大部队开往湖南省湘潭县正式参加“四清”，这次要求更为严格。规定不准我们吃鱼、吃肉、吃蛋。贯彻工作中一定要“有成分不准成分论”，“坚决走雇农、贫下中农路线”。
当时，我们是以中央工作团身份下去的，学校是由张滕霄带队，我们的总头是谭振林，他当时是农业部长。谭振林跟我们是一道下去的，但他是以人大教授的身份活动，更名改姓为林，要求在当地称他为林教授。
1965 年于毛主席旧居
我最初是在姜佘镇，住在一户姓李的贫下中农家。我和另外一名同志张广学住在人家阁楼上。阁楼多年没人住，空气不但不好，上下还不方便，要爬梯子。夜里耗子来回跑，有时从脸上跑过去，把我们惊醒，后来把帽子盖在脸上睡觉。除了工作以外，要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湖南人喜欢吃辣椒，经常是辣椒当菜吃，我吃不惯，只有忍着。每天要帮助贫下中农下田浇粪，挑水。那个粪桶和水桶都很大，挑水要从池塘里取水。我身单力薄又不准吃鱼肉蛋，营养自然跟不上。这些力气活对我来说都是极为痛苦的，走两步就要歇一歇，走两步就要歇一歇。
后来，我被调到妙山塘小学工作，住到了学校。由于工作忙、生活苦、劳动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许多人身体支持不住，腿部开始浮肿。后来上面就发了点豆面给我们吃，还不能让贫下中农看见。湖南地区耗子多，而且个儿大，当时都是养蛇捉耗子。我们北方人很害怕蛇，特别是女同志。蛇一从房顶探出来，把大家就吓一跳。我当时就把豆面用被褥裹起来，等我回来一看，被褥已被耗子咬穿了，豆面都喂了耗子。从那儿开始，我知道耗子的嗅觉也是很灵敏的，后来我又把豆面用绳子吊起来，结果，湖南耗子会爬绳，把豆面还是给叨走了。两次发豆面，两次我都没吃好。我身体愈来愈瘦，本来我就个矮而且很瘦，体重不足50公斤，老乡们看到我都心疼我。
一天中午，我从镇上刚开完会，准备赶回妙山塘小学。在村头看见我曾经住他家阁楼的那个老乡的儿子李子春，正在那里等着我呢！叫我到他家去吃午饭，我说不行，我得赶快回去传达会议精神。李子春说：“早上看你来了，就一直等着你，而且今天是老娭毑(湖南土话，祖母的意思)的生日，你怎么也不去看看老娭毑呢？”他一说是祖母的生日，我当然应该去了，我在街上买了点儿点心。进屋一看桌子上摆好了饭菜，做的是米粉肉。不吃肉也得吃，肉和饭搅和在一起了。我有点犹豫，吃吧，违反了纪律，不吃吧，也不好办。他们看出我的心思就说，今天是祖母的生日，你可别让她不高兴，我只好承受着犯错误受处分的压力吃了米粉肉。吃完了以后，李子春又说：“今天其实不是祖母生日，是专门为你做的米粉肉。”听了以后我悲喜交加，我怎么竟然上了当呢？又一想贫下中农对我是真心实意，我不由地落下泪来：“你们这样做我应该感谢，但让我犯了错误。”
随后，我找到领导做了汇报，承认自己吃了肉，违反了纪律。领导听后，不但没批评我，反而说：“吃的是阶级饭，说明你跟贫下中农的感情很深”，表扬了我一通。那位领导是华中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姓罗。妙山塘小学的老师们曾赠诗给我：“心怀大志，革命坚贞，嫉恶如仇，爱干逾亲，不茹荤腥，吃苦先人，社教战士，活的雷锋。”这只能是对我的鞭策与激励。
在妙山塘小学与胡开云在一起
当时妙山塘小学一共有7位老师，四男三女，还有一名工人。校长叫许文彬。那个年代，学校老师的家庭出身自然都不太好，当上教师怎么也得上过学，上学读书没有钱是不行的。当时妙山塘小学老师中成分最好的是上中农，二人出身富农，摘帽右派一人，有历史污点一人，犯过错误一人，校长算是当权派。党的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根本找不出来。最初，只能依靠那位上中农出身的老师。虽说是有成分，不唯成分论，但实际上要首先看成分。为了加强学校领导，我挑选了一位贫下中农子弟来学校担任教务工作。但是，报到县里，县长不同意。我亲自步行20里路，进城见了毛县长。只因这位贫下中农子弟小学毕业时，未能服从分配，就在档案中放进了“终生不得录用为干部”的字条。后经我与县长讨论，从档案中撤出了这一字条，最后才安排这位贫下中农子弟胡开云到妙山塘小学从事教务工作。后来，听说胡开云一直表现不错。其实乡村教师非常不容易，待遇不高，还要一边种菜一边教书，尤其是女老师，还得带着孩子在学校工作，又不能每天回家，工作很辛苦，还要挨整。
妙山塘小学条件很差，从四清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段时间，我用节约下来的一点儿钱买点书籍，其中包括给学生看的小人书，寄送给妙山塘小学。时至今日，我还惦记着妙山塘小学，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再去看看。
“革命大串连”
革命师生乘火车证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了将革命的熊熊烈火烧向全国，掀起了一股革命大串连的活动。毛主席多次登上天安门接见外地来京串联“取经”的红卫兵，号召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北京的革命师生也组织起来去往外地煽风点火。当时，我为了摆脱在英语专修班挨批的处境，参加了人大经济系与校外学生一起组织的“长征队”。我们不是去串连，而是决心改造思想，用一年时间沿当年红军所走的长征路，踏着他们的足迹，过雪山、走草地，体会一下老一辈革命者的艰辛，领会革命来之不易。我们从北京直奔井冈山，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穿过广西，由云南进入贵州，最后到达陕北。但形势变化很大，当队伍行至瑞金时，北京的老师来电告诉我：北京形势突变，老校长吴玉章去逝，文革小组领导人之一陶铸也被揪了出来，希望我们赶紧回去，不知下面形式如何发展。无奈之下，我与另一位老师谌馨荪两人乘车经龙岩至福州，由福州坐火车回到了北京。
很遗憾长征路没有走成，但我们已经将行李寄到了昆明，由于没去，那些东西也就丢失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们那个“长征队”其他人是否坚持走到了最后。因为我走路比较快。当时，我担任打前站的活儿，为后续部队，指明行进路线，在沿路标注方向，直到安排他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