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论文撰写阶段，我与施老师接触的次数逐渐增多。论文指导多以探讨的方式进行，就相关调研、论文选题、层次结构、内容设定、观点创见及注意事项等对学生明确要求、提出建议，这种探讨，有时在教研室，有时是在施老师的家里。记得，在老师家里，我和师弟有几次发觉施老师的女儿小斌（当时的人大附中学生）在隔壁房间做她的功课。我们特意到过她的房间，因对她的干扰当面表示歉意。
当时，我的论文选题涉及企业管理信息系统（MIS）的开发。论文写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导师让我们通过参加讲座、翻阅国内外文献等方式，了解相关的理论以及此项工作在国内外的进展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以期拓展理论视野、明确实践需求。正是通过听取导师联系和推荐的讲座，我们认识了当时在该领域开展教学研究的几位学者，如清华大学的薛华成教授、上海财经学院的张毅教授等。在阅读国外文献方面，我会有选择的将译文写出，有时也交给导师看，并交流一下看法。记得，其中有一部分译文被收入以教研室名义组织编写的一本油印的学习资料。想不到的是，为此，教研室事先还特地征得我的同意。
论文选题意向确定后，导师把我们带到长春，进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带着问题深入我国大型企业的做法，有助于使论文探讨的内容有其现实基础。当时，该企业已决定进行本企业的MIS开发，为此成立了专门机构，并组织一批业务骨干到国外进行了企业信息系统开发实践活动的考察。我们进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施老师和导师组的其他几位老师，几次从北京到长春进行论文指导，推进校企间的协作。期间，施老师还带我们走访了我五年本科学习的吉林工业大学，见到了我大学的系主任沈景明教授。至今，我的影集里留有和施老师一起漫步长春街头的黑白照片。
1981年，我从人大研究生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在北京任教。工作后，我与施老师仍有电话联系，或登门看望。我会向他谈及自己的工作与感受。我依然会感受到老师对学生的期许和在工作上所给予的关注。如施老师会把自己整理的一些资料或新著送给已成为教授的学生；对学生的著作及论文发表看法，或探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推荐我参与其主持的教材编审工作及学术会议；让我认识了人民大学商学院的一些年轻学者，如黄卫伟教授、成栋教授等。
施老师有许多著述，曾在人民大学担任院、系级的行政领导职务，在社会上，作为一些学术组织（如北京技术经济研究会、CPICS——中国企业生产与管理促进会）的负责人或发起人发挥他的作用。这些都记述了他的学识和声望。1987年，我参与编写的《管理信息系统》（富汉方 耿吉第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施老师欣然答应我，担任了这本书的主审。
与导师施礼明教授多年的交往，使自己领略到他的坦诚与热心。
自己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不忘作为教师的责任和严谨求实的作风，工作成效获得一定的认同。这得益于我在人民大学的读研经历。
2004年我退休后，在与施礼明教授通话中，老师还会问我在忙些什么。
我作为教师，也能倾听到自己学生表露的心声。如2010年春节，一位研究生在其发给我的短信中写道：“感谢您过去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未来我会继续用勤奋、务实、低调来要求自己，在虎年争取做的更好一些。”这也正是我对施老师要表达的心声。
后记——心明如镜
我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已度过了七十多年。回首我这一生，经历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战火生活；经历过留苏学习的游学漂泊；做过学徒工，懵懂前行；进过工厂，生离死别；当过老师，桃李天下。七十多年的故事联成了我的一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年代。虽然是富于变化、五花八门，但又是多姿多彩的。
这近八十年的岁月，有过早生华发，有过冲冠一怒，有过低斟浅唱。直到现在都成为我身后的背影，而今我正走向人生的黄昏。
如今纵浪大化，无喜无惧，有的只是一蓑烟雨任平生后的淡然。有时回首往昔，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留下这些影影幢幢的碎片，是以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