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改革也是我们教研室起了带头作用的，当时施老师也在那儿，他那个时候已经是系主任了。在他的领导之下，不是说搞技术经济，就是他会给你一个任务，让你研究。搞系统工程已有成果，那我们怎么办？技术学实际上有硬件、有软件，有广度、有深度，但和管理结合得不够密切，我们就想开一门新课——技术经济。
这门课立即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于是就将教研室改名为工业技术与技术经济教研室。我们这个创新成果也是跟施老师有关系，是受了他搞系统工程的影响。
我和施老师相识至今，不曾有过吵闹，他要有意见就会跟我们商量。他用自己个人的示范作用影响你，我们搞技术经济，他们搞系统工程，受他的影响很大。到后来我们这个课程受欢迎了，原来人民大学没有这个专业，仅仅是为其他专业开的课。后来我们建立了硕士学位，现在有了博士学位。
从工厂回到工经系，其实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在某些方面，都有了一些变化。施老师也有一个变化，就是他有了双重的任务，双重的责任。我可以说得不客气点，现在的领导都不是那么实打实干，施老师一上去就干实事，这个干实事包括细节上的，领导会指导你、影响你。另外他平易近人的作风让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因为我以前接触过的领导，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举一个例子，以前的领导比较偏向于用感情影响你、关心你，但是工作上另当别论了。而施老师呢，是感情上、工作上双重的关心，这个不太容易。
施老师做人比较谦虚，他不是墨守成规的那种人。
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所以生活中的施老师我了解甚少。但是最难以忘记的就是和施老师朝夕相处的那8年的工厂生活。
施老师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为人处事方面都能给人很大影响，但是最吸引人的还是他有创新精神，创新进步就体现在校办工厂。
他就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可以说是无声无息的，他不用特意去指导或培训哪一个人，往你身边一站，就已经是一个示范了。校办工厂的其他同志看到他工作很认真，全身心地为工作，也就更加积极了。他和其他人之间从没有过钩心斗角，相反他给大家带来了关心，所以这一点很不容易。
汪星明说施礼明
汪星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化工技术和现代化管理学会理事，美国阿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负责人，曾留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经济研究院。
著有：《工业企业计算机管理系统》、《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开发、运行、发展》、《现代生产管理》、《技术引进-理论、战略、机制》、《宝钢的信息系统与管理》、《管理系统中的计算机应用》、《Technology Practices and Competitiveness》。
1961年，当施老师从苏联回来时，我们就在系里相识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从苏联回来的副博士，很不简单。
刚开始业务上面接触并不多，后来因为“文革”，人大停办了。当时我仍然留在北京，只是到校办工厂当了一个实习生，与工人有了长期接触，所以说对工人还是比较熟。
杨国良眼中的施礼明
当时施老师在工厂当副厂长，管生产，我觉得他很不简单。因为施老师自己也是工人出身，在人大念的研究生，又在苏联待了那么多年，一直没有放弃过努力。虽然那时工厂条件并不是太好，是很简陋的一个地方，可他在那儿很安心，能跟工人打成一片，在工人当中威信挺高的。在这一点上，我挺佩服他的。
施老师给我的另一印象就是平易近人，而且特别关心底下的工人。我当时在那个铣刨组，就干磨床这种活，后来也做描图。刚到工厂时，我并不太安心在那儿工作。因为一下子从一个老师变成工人，挺失落的。我常常想，前途怎么样谁都不好说，也许这一辈子就当工人了，突然觉得在学校学的知识都没有用了。施老师就开导我说，咱们能待在这个工厂已经很不错了，好多同志都到江西干校去了。
施老师不但做领导工作，而且还亲自参加劳动，要干什么，他就先带头去干，因为他自己也能干，而且操作有经验。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施老师就不像其他出国留学生那样有架子。
在我的印象中，他虽然是厂长，但大家一直都称他为老师。因为当时工人阶级做领导，所以有些工人对知识分子讲话很直。要是他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他们就对他很不客气。但是施老师在这方面的修养挺高的，别人怎么说他，他都只和那人讲道理，从不跟人急。
那时候有些工人之间的矛盾也是很不好解决的，能够把这些关系摆平也很不容易，施老师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后来开发工具磨床，他才能把大家的力量都团结起来。
后来没待多久我就调走了。因为我是学化工的，就到北京化工学院去了。
人大复校以后，我又回到了人大，当时分在了重新组合的管理系统工程教研室。教研室的邓志刚和李国刚都觉得既然现在改革开放了，就想大干一场，把教研室振兴起来。因为他们都到50岁的年龄了，这一辈子还没有碰到过能把自己力量都释放出来的好时候。但是大家觉得光靠他们几个搞技术的人是不行的，还需要一个学管理的来做领头人。这样就把施老师请来了，让他做教研室主任，因为施老师既懂技术又是学管理的。
所以我从化工学院回来的时候，施老师已经是教研室主任了。一回到人大，我们原来教研室的几位老同志以及施老师都特别欢迎我。施老师说我在化工学院专业对口，在那儿干的也挺好，但是我就觉得这儿亲切。
我和施老师的合作，大多是在人大的一些学术研究上。开始的时候我搞计算机比较多，做一些科技方面的运算。后来人大复校，又转型了，我就转到信息管理了，我们跟研究生一起学习计算机语言和数据库等知识，而且当时是跟施老师在一起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跟信息系不一样，因为他们讲基础，而我们只是研究计算机在企业当中怎么运用。是施老师打开了我的思路，对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后来我们到过不少企业，比如沈阳鼓风机厂、长春汽车制造厂、西安的军工厂、西安飞机制造厂等等，去了解计算机的应用等方面的情况。
我们还一起到西安去参加过一些会议。后来有一个可以到罗马尼亚留学的名额，施老师推荐我去，我就去那儿学习信息管理了。当时我觉得老同志确实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尤其是施老师，他还亲自把我送到了飞机场，并让教研室的老同志轮流给我写信交流学习情况。我也经常给组织上汇报，每一次汇报时都能接到他们的来信，都是鼓励我在那儿认真学习的，这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从罗马尼亚回来以后，我们开始合作开展了一些关于企业信息化的活动，当时我们只有三四个人。最早是在无锡油泵油嘴厂搞一些设计，施老师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没去，第二次我跟他们一块去了。那个时候是李荣融在那儿当厂长。
当时的信息系统设计是施老师指导一个本科的学生在那儿写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就等于是一个整体方案，我觉得这个方案对无锡的油泵油嘴厂的信息化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大家曾经好几次讲这个事。当时我们跟他们厂关系处得也很好，后来我们每次去那个厂调研，厂长都亲自参加。我们还做了对北京煤矿机械厂的调研，它们都是信息很开放的公司。我们甚至把那个水泥厂整个的程序都编出来了，当时还很少有高校能负责这么大一个企业的信息化改造。有了这些基本的经历，才有了我们后来的那本书，叫做《工业企业计算机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