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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有善缘--任光英回忆录 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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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爸爸都出院了,就到学校去看看情况。我到学校一看大字报都出来了,上面写的第一个就是我的,因为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们班同学跟着我又报了十几个人,他们看到我纷纷说:“任光英你怎么才来啊?你怎么没办手续啊?我们把户口都迁了!”我一听就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他们把户口都迁到插队的地方去了。他们说:“你还没迁户口啊?”我说:“迁什么户口啊?”他们说:“我们报名插队的同学,学校把‘上山下乡通知书’都发给我们了,我们的户口也都迁到插队的地方了。看你报名了我们跟着你都报名了,你怎么还不知道啊?”我说:“你们都报名了?”他说:“嗯!我们一报名,学校大字报一出,居委会都很积极,马上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我们家去了。就跟我们要参军似的。”

可是我们家怎么就没有人给我送喜报呢?那是因为我爸那时在湖北三线工厂工作,我们都住我爸的宿舍,那边的居委会没有人管,没人管也就没有人给我送喜报,所以我不知道迁户口的事情。他们不同,他们都有居委会,那居委会的喜报送到家,同学们不签也得签,因为再不签居委会就该批判他们家长“拖后腿,思想落后”什么的,谁敢不签呀?!就是说孩子只要报名了就都得走,家长不得阻拦。同学们看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就觉得好像都上了我的当了,说:“你报名我们也跟着报名,你现在又不走了吗?怎么回事?”当时我以为报名是闹着玩的,没有多想,只是想我爸有病了得赶紧报完名回去,跟谁也没有商量,结果居委会真的把喜报给他们贴了,他们就必须走了。

不管怎样,那时候小孩子没有多大心思琢磨这事,就觉得大家都在一块不怕,到那儿再说吧,反正也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可是我妈知道啊。那时我就得回家拿户口本迁户口。我爸做了一个小箱子,平常户口本和粮票等重要的东西全在那个小箱子里,我回家正好我妈在,我妈要是不在家我也不敢拿啊。我跟她说我要迁户口,我妈很吃惊,就问我迁户口做什么。我说我在学校报了名要插队去,我妈一听马上就急了,大声说道:“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啊!”我说:“我都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那时着急回家就报名了,里外里就是一个星期,根本就来不及反应。我也没想到插队其实是一件大事,当时报名了就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谁知道同学们都跟着我报了名,我觉得挺过意不去的,觉得应该一起走。”我妈看事已至此,感到无法挽回,但是她还是建议说:“你要插队还不如回咱们老家插队呢,咱们老家离北京多近啊!”我说:“去老家那就是我一个人去,不跟同学在一起我不干!”

插队背景•积极报名

我在箱子里翻到户口本就走,那时我在前面走,我妈就在后面追,她就舍不得我走啊!那时有个地方叫六里桥干休所,现在叫太平洋干休所,就在六里桥干休所三路居派出所那儿我妈拉着我就哭,说:“你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妈说:“如果夏天在高粱地里锄高粱,高粱叶子经常会把你的脸划着,划得浑身都是口子,一出汗刹得更疼!我什么都干过,但身体好什么都能挺过来,我也能吃那个苦,但你从小到大都没受过那个苦啊!你考虑好了,能吃这个苦你就去,吃不了这个苦你就不要去,将来你可不要后这个悔!埋怨我没有对你说清楚!”

我妈看我还是无动于衷的样子,就说:“你肯定受不了这个苦!你在北京这儿紫外线一晒就过敏头晕,你还不吃这个那个特挑剔,在家里家长还能照顾你,去了农村那儿你能吃到什么好东西?尤其是山西,甭提那儿有多艰苦了!咱们北京附近的老家农村还这么苦呢。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你爸哪儿都去过。我不是说你爸老不在家嘛,那是他跟设计院的团队出差去了,他哪都去,懂得外面都是什么样子。”我妈进一步对我说:“哪儿也没有北京好,出了北京城可以说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农村的干部就是土皇上,他说怎么着就得怎么着,何况你到山西那么老远的地方。你们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懂世道艰辛,将来吃苦的日子都在后头呢。你不要嫌我说你,如果实在要去,将来不要后悔,不要跟我哭,跟我闹,说我没告诉你这些!我没有能力把手伸那么长去管你,你是家里的老大本来是应该帮助我的,你走了这几个孩子我还得照顾呢,我没有精力去帮你,你不要后悔。”

当时她说得挺严重的,但我还是不理解,我心里想我妈怎么这么落后呢?我妈说完我就签了,我妈管不了我,我就去了。晚上我爸回来了,我爸也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商量也不商量就敢拿着户口本子走了!”迁完户口后我爸就说我太不懂事了,说我妈说的话都是为我好。我那时就想我妈是家庭妇女思想落后,但我想不通怎么我爸也这么说,他是知识分子啊。毛主席都说了号召我们到农村去,为什么你们不让我去?我就是这么想的。现在的人根本理解不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候我们是挺幼稚的,当时思想就是这么僵化,后来我迁完户口就走了。

当时上面是把知识青年一拨拨地下放到农村去,比如第一批是下放到内蒙去的。那情形就跟现在开招聘会似的,哪个地方需要就去哪。各地的代表还来给我们做宣传,比如内蒙其中一个旗的代表就来了,说他们那儿有多好啦,就动员我们去他们那。我们报了名回来,学校那时也着急,就给我们开会做介绍和动员的工作,对我们说原平挺好的,我们就都听学校的选择去山西原平插队。

那时候插队第一批是去内蒙的牧区,第二批是去内蒙的农区,我们走的时候是第三批了,就是去山西。

迁完户口不到一个月我就走了,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爸给我做箱子,我妈给我做棉袄为我做准备。我没干什么,和同学们一起买点儿东西,就跟考上大学要出远门似的。

我们报名插队以后学校给我们补发了初中毕业证书,学校通知我们去拿,我们就都到学校拿了。那时有个老师叫陈佩永,教我们外语,她外语说得特好。那个老师她们家特别有钱,她爸是台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妈是她爸的大老婆,她爸带着小老婆去台湾了,她跟着她妈在北京住在东城区一个四合院。我们好多同学都去过她们家,但是没有一个人带“红卫兵”抄过她们家,因为她妈半身不遂,可能八十多岁了。就是因为这个陈佩永特别感动,认为我们班的同学真的挺不错的,我们插队临走时她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只二十四块钱的大木箱子,加一个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那时候毛主席的半身石膏像不但贵而且很难买着。

插队背景•积极报名

她们家的收入都是美元,都是她爸从联合国汇款过来的,她们家为什么一直没有受到打击?就是因为受到了联合国的保护。国务院有通知,那会儿周恩来的意思就是说对国外关系要好,尽管居委会举报也没有人敢动她们家。可是就算没有动她家,她在学校也特别孤立,没有人搭理她,无形中她就受到了排挤,老是受气,我们临走的时候她的精神就不是特别正常了。别人问她:“陈老师你叫什么名字?”她就说:“我叫陈佩永,肺炎的炎,我有肺炎所以我就叫陈肺炎。”我们就觉得她怎么老说“炎”这个字啊,那时她脑子就不太正常了。

我们插队以后就听说她受刺激跳到昆明湖里自杀了。”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想打击她们家,但是她家老受到保护,但她个人就总是受到外人的干扰,受到各种压力。后来中美关系有一点儿恶化了,因为她爸是台湾驻联合国的代办处处长,那个时候各处对他们家的压力就特别大,她受不了刺激就跳昆明湖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