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的时候我妈没有去，是我爸带着我弟弟送我的，我弟弟才两三岁不太懂事。我爸病好了向别人借了辆三轮车，把我这两个箱子装上，居委会在头两天还给我们家送了大红花，喜报都贴到我们家墙上了。
那时我穿的是绿军装，紫红色的绒衣绒裤，不是毛衣毛裤，大家准备得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都是按照插队知青的标准买的。那时候的标准就是一套绒衣绒裤，两套绿军装，两双绿军鞋，一个大木箱子，再带点儿洗衣粉、香皂、牙膏，女生再带点卫生纸。我们是从北京南站出发的，坐的是慢车，从太原中转。那时几乎没有人不去插队的，我们都是第三拨去的。后来我们插队回来以后，九几年还有零几年班级聚会时，那几个没去插队的同学都不好意思出头呢。他们原来是我们的班干部，他们都不想去插队吃苦，那会儿他们老说要跟我们同甘共苦，老动员我们去插队，结果他们自己没去，我们走的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送我们。
那时候去插队我们觉得挺高兴的，没有伤心的事。坐在车上大家还唱歌。但是车一启动的时候，我看见我爸抱着我弟弟，就有点儿伤心，觉得要离家了。我爸到了学校把箱子交给学校，学校就拉着这些东西和我爸一块儿去了南站。我爸和我弟就站在车站那儿看着，我弟弟可高兴了，还向我挥手。过了一会儿我就再也找不着他们了，可能是我爸看到很多人都在一起说话，觉得我顾不上跟他说话他就走了。当时我没觉得下乡是一件吃苦的事情，同学们都在一块儿，大家什么都不怕。为什么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一多就什么都不怕了！
毛泽东主席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号发表了文件，号召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我们十一月二号就走了，我们是按五月七号发表的文件走的，插队是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按照的文件或者政策不太一样。一九六八年我十七岁，我从一岁开始来北京，到十七岁都是在北京生活的，十七岁以后我离开了北京，下乡后除了探亲就不能回北京了。
“能吃苦”
我们插队的那个村子叫山西省原平县薛孤公社贺阳大队。当时去的有一千多个人，都分到好多公社然后再分到大队，都不分散，一个大队至少有三十多个人，有的一个公社有一百多人。我们学校的基本上都在一个公社，我们公社也基本上都是我们学校的，有的公社就有好几个学校的学生。
十一月初刚一去的时候就赶上了寒流，我们都穿一件绒衣一个绿军装，就觉得挺冷的。我们下车了但是我们的行李都还没到呢。后来公社组织车来接我们，我们就直接上车到大队去了。当时接我们的是妇联主任和大队书记，大队书记是男的，妇联主任是女的，他们跟我们的年龄都差不多。
当时山西村的妇联主任，那女孩长得很漂亮，娇娇嫩嫩的，我们比他们壮实多了。我就想这村里的人一点都不像农村里的，长得都瘦而精干的。我们去的这些北京知青，因为在北京时生活条件好，个个都挺壮实的。他们在村里都是吃粗粮其他什么都吃不上，可能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生活条件比北京差多了。别看他们每天在地里劳动，但是他们的体质不如我们，我们去了以后下地干活都是壮劳力呢！
我们去的第二天就开始干活了，知青去那儿就是不太懂得怎么干活，但是有力气。刚开始让我们挖渠，他们画好线，安排我们一人就一米长的一段，两三人挖两三米那样一段。我一开始还好点儿，挖起土往两边放就行了，高了以后再往渠外扔，扔多了土就往下滑，越到后来我越是没劲了。那时候我才八十多斤，胳膊特细，可能是现在的一半，挑那土扬着扬着就扬上不去了。我们挖渠都是挖一人深左右的，底下地基差不多有两米深，特别深特别宽，是梯形的。我们刚去就觉得扔土的时候特别困难。我们女生在底下挖了一段时间以后实在没力气了，就在上面把土再铲一铲；男生在底下铲，也是特别艰苦。当时我们就觉得连挖渠这么简单的事都干不了有点泄气的，但是要说有什么心理落差那倒谈不上。因为我们在北京也参加过劳动，就跟下乡劳动一样，第一天干活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因为是集体生活还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我们到吃饭时就觉得不一样，有点儿心理落差了。
那时候还没有分队呢，到老乡家就是临时休息，吃完饭了不能在食堂里待着，就在老乡家喝口水歇一会儿。把我们带到老乡——就是我们大队的一个会计家里去休息时，他们刚开始吃早饭。老乡都吃什么饭？吃小米粥，在小米粥里还煮着高粱和红面芋芋，还有用红麻油蒸的土豆配着一小碗调料，再用红高粱面把这些都一起吃了。我心想这些人怎么这种吃法。他们把这个早饭叫做小鱼穿沙，实际上就是像现在小米粥里下点面条似的，只不过他们是高粱米搓的两头尖的那一种，后来才知道那已经是当时比较好的饭。可是我们理解不了，就说：“这是什么饭啊？你们怎么吃这个？”就觉得老乡挺可怜的。
我们后来临时被分到大队会计家去吃饭，我们认为大队会计家在村里条件应该挺好的。我们到他家吃的是农村最好的饭：就是油糕，油炸的黄米糕，用的是红麻油——在山西来说是最好的油。红麻油味道特别浓，稍微放一点儿就有味，就像香油似的特香。但是北京人去了吃不惯，我们北京人爱吃花生油，就觉得红麻油有一种异味很难吃，要是吃惯了还觉得特香，他们那儿的人喜欢吃红麻油。土豆烩菜加油糕，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就是最好的饭，就像新姑爷刚进门吃的最好的饭那样。他们觉得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学生，就对我们特别关照，对我们挺好的。那天我们吃的是商品粮，是国家供应的25%小米，10%的白面，就是一百斤里头给十斤白面，剩下的就是高粱面和玉米面什么的。我们那时候吃的是供应粮，所以还能吃面条什么的，第一顿饭吃的就是这个，吃完了饭就在老乡家里待着。
上山下乡运动发起之初，为了鼓励该项政策的实施，国家给插队知识青年供给粮食并发有一定津贴，以满足生活所需。但是，随着知识青年这个群体的急剧膨胀，再要做到上述保障已非当时的国力所能企及的。一九七零年前后，国家逐渐取消了上述待遇，知识青年开始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所以我们刚去插队那时候还有供应粮吃，还能拿到津贴。
大队没有地方接待我们这么多人，就把我们分好了队然后再分到每一家去，按我们的名单排，一小街是几个队，一个队里多少人。我们虽然是一个学校的但有很多班，我们班同学就分在东边这一条街，西边那一条街又是另一个班的。
后来就把我们分到每家每户，我们分到的那一家她爱人在太钢上班，家里就是一个女同志带着一个孩子。他们家过去好像是地主，条件挺好的，家具都是大漆的，上面放着一层牛皮。她们把最好的房子正房腾出来给我们四个女生住，她们住在厢房。那时一个院住男生一个院住女生，都是一条一条街分着的。大队那时刚收了高粱就给我们分高粱、玉米秆，都不干是湿的，就给我们当烧。我们最起码得喝开水，就得烧水，但是大队分了有柴我们也不会烧火，老乡就帮着我们。老乡习惯烧热炕，因为那时候正赶上寒流，她告诉我们也烧烧炕吧，我们说行，就拿柴去了。我们一拿柴都点不着，还弄得一屋子都是烟熏火燎的。老乡说：“这柴根本就不能烧，我给你们拿我的吧！”后来就拿她的干柴烧。可是我们也不能天天用人家的，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我们还是拿湿的柴烧火，她的屋子本来挺白的，结果都被我们熏黑了。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大漆的家具怕烫，吃饭的时候把饭盆直接放家具上面去了，一烫就是一个白印。人家房东看了挺不高兴的，但不好意思说我们，好不容易坚持到我们知青自己盖了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