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吃苦”
刚开始冬天我们去的时候大队没有房子，我们都住在老乡家，第二年开春我们才开始盖房子。当时上头给了我们知青一千多块钱的安置费，包括第一年买粮和盖房的钱，我记得可能是一千三百块钱。一千三百块钱也盖不出什么好房子来，那时候用的也不多，只有料钱剩下的我们自己盖。那时我们买的是供应粮，小米都要一毛多一斤，一个月我们得买四十多斤粮，一年我们得买四百多斤粮，要花掉四百多块钱，刨去这四百多块钱剩下用来盖房子的钱就没有多少了。大队给我们雇了一辆车，让我们去莘县把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砖、瓦、房梁买了运回来，我们弄回来后自己打土坯。我们本来不会这些，但是有人教我们弄。那时候我们干了一个冬天的活身体都结实了，不像刚去的时候。
刚去的那个冬天，村里有个从县里食堂做饭退休的老头，大队安排他给我们做饭。我们那时还说老头做的饭一点儿也不好吃，后来我们做的还不如他的呢！老头有时候还给我们搓鱼，他搓得快，这样还能给我们改善一下伙食。我们自己做饭就更可怜了：没有鱼，弄的粗粮又不好吃。我们不会做粗粮，粗粮就是玉米面、高粱面等，除了这些其他的我们更不会。
刚去插队的头一年我觉得最惨了。老乡把我们接到家里，那个柴居然是湿的点不着，还是老乡给我们烧的水洗的脸。我们躺在床上睡觉，当时又赶上寒流特别冷，屋子里还没有炉子，冻得我们好像脸都冻上了，睡觉还要把被子蒙在头上，冻得上下牙咯咯直打颤。后来大队派车到煤矿拉煤再给我们分煤，分完煤后我们还得往家里担，我们四个女生都没有力气担不起，还都是男生帮我们担的。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干什么都这么困难啊！这也弄不好，那也整得差。
去的头一年我们什么都干，那时大庄稼都收完了，我们就收地里种的糖菜。除了玉米、高粱还有糖菜——就是用来做红糖白糖的菜，大同有糖厂会到我们这儿收糖菜。收完糖菜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活了，我们就回北京。我们十一月份去插队的，一月份春节的时候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的脚掀开一看非常粗糙都裂着血口子，我妈看到我的样子就哭了。
头一年回京的时候我在家待了一个月，那时呆得都不想回农村，但是没办法不回去啊！大队通知我们多长时间之后必须回去，就是种地的时候（一般都是农历二月份前后）必须回去，我们没办法就回去了。
第二年春天，我们回去后主要干的活是打坷垃。因为山西那里长年干旱，地里就有大土块，不打碎没法种庄稼。我们先用拖拉机和犁把它们翻起来（一般公社里都有这些机械），翻起来的土全是大块的坷垃，我们就要把坷垃打碎了，那儿特别干旱，种的秧苗如果被坷垃挡住就长不出来了。于是我们女的每天就打坷垃、平地，男的用爬犁作业，就是用树根似的弄成一排，爬完之后准备种地。我们去的时候，分的那个队特别不好，那田地本身也不好，所以一年下来，我们除了挣自己的口粮其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们从大城市里出来去这么艰苦的地方，我们又特小，离家那么老远，很多人就觉得我们挺不容易的。其实我最愁的就是我身体不好，我到村里去以后，劳动了就能吃得下饭，唯一受不了的就是我对紫外线过敏，太阳一晒就犯晕。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是集体劳动，队里也给我们记工分。我身体弱开始时爱干就干一会儿，后来我就不行了干不了了，因为我对紫外线过敏，还没什么力气。我之前说过的那个妇女主任在电磨上班，她就跟大队说：“她要是不行，就让她跟我做伴吧。”这个电磨的工作要从各队里抽人，一个队抽几个人，再过几年又换了，就是那样轮流在电磨上班。那时正好抽到我们那个队，大队照顾我就把我抽过去了，说我干农活实在是不行。于是我就在屋里磨面，磨面不用晒太阳，但是干磨面那活儿也很辛苦，三十多斤的东西就得一下拎起来往上倒，所以我还是不行。这个妇女主任在电磨上就特别照顾我，总是帮助我。
我在电磨的工分是常工分，比出门干农活的人一天低一分，别人都是六分，我是五分。但是我的工分一年算下来也不少，因为一年到头我的工作没有晴天下雨的区别。他们一下雨就不能干活，只能在家里歇着。而且他们上班和我们上班的时间不一样，我们上班的时间长，我就像现在正儿八经的工作一样每天都在上班，他们只是按农作物的时节来种地。我们队里有两个女生，我在电磨就她一个女生下地干活，她就挺生气的，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还是去了地里干农活。我那时候在电磨工作，老乡碾完黄米要走时，妇女主任就说：“你等会儿，我去外面拿盆接一点儿。”就是接最后流出来的带沙子的米，她想把那底儿留给我，我回家之后就在黄米里挑沙子，然后就能蒸一盆米饭。我拿回去就把它给队里另一个女生，让她放在食堂里蒸，她吃饭都是正点，而我不是，她有时候吃完一半就把我的那一半放在食堂里，都不给我拿回来。她就是心里生气，觉得我能在电磨，就让她一个女生下地干活不公平吧。
要种红薯时，她又不高兴了，我就主动提出来：“我跟她一块儿去干活吧！要不然她有情绪了。”我们俩就一块去的。那时候我们要走五里地从村里担出水来给刚种下的红薯浇水。有时候我们刚好挨着有水的地方就不用大老远地去担水了，就从湿地那儿盛水。那湿地就跟沼泽地似的，我们都用湿地种大蒜，我们那个地方出产的大蒜可出名了，个个都很大。干活的时候我们在湿地中间挖个沟把湿地控干，那时候我们渴了就喝这样控出来的水。我们那个时候喝那水从来没有得过毛病，像拉肚子等从来没有，那不是河沟水，而是壕沟水。
“能吃苦”
食堂里苍蝇可多了，我的饭都让苍蝇给叮过。那时候卫生条件特别差，现在我们有时候喝稀饭喝出一个虫子来，就可以倒掉不喝，但我们那时候一锅稀饭里就算漂出八个、十个苍蝇也得喝，虫子就更不能提了。我们蒸的窝窝头，一掀开盖，就能看见箅下的苍蝇稀里哗啦地跳下来。那里面底下是粥，上面是窝头，大箅上面有一个杠子，再穿进去两根杠子就能往下抬，那时有四五十号人要吃窝头呢！那么大的笼箅中间有一个杠，能蒸出两三箅窝窝头来，谁要是赶上中间那杠子上的窝头都是粘的，都蒸不熟。反正每天都有人能赶上，谁晚去谁就赶得上，但是赶上了的人也没有办法，他也不会闹事。我觉得我们知青这一点好，到现在为止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随便闹事，心胸都挺宽阔的，不计较不挑剔。
因为我们都吃过苦，不像现在的人这个那个的特多事，尤其是八零后的人就太讲究了。其实人没必要那么讲究吃，卫生条件和人的免疫力是连在一起的，条件虽差但免疫力自然会提高的。现在的人太讲究了，身体反而没有免疫力，像我们那样的条件也从来不生病。
我最后走的那一年，山西大旱。那时候全体都停工去挑水，大队的干部也去，就是为了补苗。所有的苗都枯死了，就是湿地这块的苗稍微好一点儿，我们就把这一块的苗移植了往别的地方栽种。我们一人五亩地，当时干活是自己挣工分来养活自己，那时国家已经停止给我们知青发放津贴了。
我们后来响应“修三线”的号召去修郭阳到明武的公路，那公路是通往飞机场的，飞机场是备战用的。我们就去了三十多个人，上山爬八里地，下山又走八里地。每天收了工往回走是上山，每天早上吃饱了就是下山，每天都揣了六两的窝窝头去工作，其他什么也没有。有时候修路修到有人家的地方，老乡就把我们请到炕头上给点儿小米粥咸菜，就让我们吃，当时我们就觉得那儿的老乡真好。那儿的人特纯朴，不管是自己吃得上还是吃不上，一看我们在门口觉得特可怜，就把我们请到家里去了，让我们坐到炕头上，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这让我们挺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