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的时候是秋冬交接的时候，刮着风挺凉的，连点儿热水都没有。野草都干了，坡地上还种着荞麦、黄豆还有莜麦，坡地上没法浇水都是靠老天爷吃饭，这些都是抗旱的东西，反正收多少算多少。有时候那豆子都不结实，有很多空壳，我们就拔下来烧火，点着以后把窝头扔里面烤，等窝头热了时就变成黑乎乎的了。我们吃完后嘴都成黑的了，然后再抹抹嘴，也没有水吃完了窝头就干活，那片也没有有水的地方。
我们在上山八里下山八里的时候，真是挺能吃苦的，那时候每天干活就是拉石头、塞沙子，再把那石头砸碎了铺到路上去。那些石头是我们从河床里挖出来的，先把石头挖出来，再把它们打碎了，然后再把它们铺到路上，男女生干的活都一样。山上特缺水，我们四个女生那时在山上住一屋，屋子里就只有一个脸盆盛有半盆水，我们四个人用这半盆水洗脸还要洗脚。因为沟里的水就只能维持那些人用水，再加上我们这几个人就更费劲了，那边就只有一口井。因为还要做饭就得去担水，我们半夜三四点钟早早地就得起来，我就担过一次水，轮过我一次。担水要从那沟底开始，上山那坡是三十度的，前后担根本不可能，就得横着担。我们女生不行，等一桶水担上去就剩半桶了，大部分时候是男生帮我们担，我们很少去担水。这些困难都是以前没有想过的，可是一到眼前就都能克服了。我身体不好是大家的小尾巴，上山我是最后一个，下山我也是最后一个。每天上山的时候我们都饿得没力气了，早上每人吃一个窝头喝一碗粥，下山去工作时肚子里就“咣当咣当”地响。
那时候条件那么差，吃的又不好，但我们都没有生过病，我们去的那么多知青，也没听说谁生过病，大家连感冒都不得。我在北京的时候嗓子扁桃腺老发炎，插队以后扁桃腺也不发炎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勤苦的劳动锻炼了我的身体，也可能是因为那边的空气好。偶尔有的女同学来例假痛经什么的就在家里头待着，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那时候即使有病别人也不知道，很少人因为觉得不舒服就在家待着不干活了，因为不干活连口粮都没有，所以大家每天都去干活。
那时候跟家人的联系就是写信。我也没有向家里诉说过这里的苦，一般我们都不说这些事，家里他们都不知道，说了也没有用还得去干活。经过这么多的磨砺，我们对吃苦都习以为常了：一是觉得知青为人民为国家做贡献是应该的；二是觉得大家一起集体劳动没有什么区别；三是逐渐地磨练出毅力也就能吃苦了，习惯了也就不以为苦了，有时候反以为乐。
我们去修水库的时候遇到一件大事，经过这件事我们好像都懂事了很多。修水库到清明节了他们还不给我们发炸药。挖土山的时候是得放炸药的，如果不放炸药，土山人工挖出来就是悬空的土。冬天土山因为天气冷变得很硬，我们取不动土的时候上面就给我们发炸药，到春天我们能挖得动就不给发炸药了，但是这时候老是挖就挖成空洞了，上面的土塌下来就危险了。
“能吃苦”
不幸有一天土山就塌下来了，压死了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叫李显岩。他不是我们村的，是别的村的，我们村叫贺阳，是我们旁边那个公社的知青，和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他的公社就叫薛孤。李显岩也是北京来的知青，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我们那时候还经常来往，因为他爸和我爸是一个单位的，插队要走的时候我爸还把他也去原平的事告诉我了呢。
原来他们一共七、八个人在那一起挖土，有铲土的，有拉车的，这两个被压死的是靠在最里面的。那一天不知道怎么着就塌下来了，塌下来的时候有股特大的气浪把铁锨拍出来了，把车也拍出来了，还把其他的人都拍出来了，但就把他俩砸在土里头了。
当时我们不在现场，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山头的，虽然大家都在修水库，但是不在一起都是分开一段段干活的。当时我们村里也有人在他们那边修水库，他们后来回忆说：“当时那股气浪把他俩拍进土里面之后，其他知青都急了，想拿铁锹挖但怕挖着人，最后就不顾一切地用手挖，扒得连指甲盖都没了，扒的那土都是大块的，他们就拼命把那土块扒走后抱走。那时根本就不能用镐，也不能用铁锹，因为有人在里面埋着，不知道人在哪里就怕把他们的头给铲到了！那时上面的人都拿那个小工具扒，下面的人就用手扒，整个土山都陷进里面去了，扒出来的时候两个人肯定已经都死了啊！”
我们公社有四个村子，当时四个村都派了代表和县里交涉这件事。我们把人挖出来以后就送往县医院，那时已经没什么救了，医院就是象征性地抢救，做开胸心脏按摩——把手伸进去做心脏按摩，也知道救不活了。实际上他们是内出血，整个身上全都是血，最后就都死了。
抢救完了不行了就把他们送到了太平间，装棺材之前还让我们进太平间去看了。那时候我们好多同学都没有见过死人，家里父母爷爷奶奶不在的很少，都没见过死人，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死人。我们到太平间去看，有的男生还挺胆小的，我这个人不知道胆子为什么这么大，我就去那儿看。他们在让我们看之前都整过容了，都是化了妆的。看了看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但是我们骑车回来的路上，就老觉得不对劲，就觉得身边有两个小旋风，左右一边一个小旋风，一直跟着我们，一直把我们送回到村里。那时候虽然不迷信，但是怎么那两个小旋风老跟着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成长了不少，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了。
那时候我们就跟工地交涉，我们从公社再到县里面交涉：后事怎么办，用不用棺材，开不开追悼会，还有死了以后的待遇等等，就是得替他们讨个说法！那个时候知青是这样的，最后他们什么待遇都没有，也不算烈士，就算是因工牺牲吧！就这么定的。开追悼会的时候，因为修水库的民工特别多，再加上我们那么多的知青，那时山上、山下满处都是人，人山人海的，那气势特别大，大概有几千人，就跟战争片里打仗似的。一般在那个地方，老百姓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阵势，那是全县第一次。当时我就是十八岁，也就是我去插队的第二年。
除了李显岩，另外一个死的同学还交了一个女朋友，他们俩挺好的。埋葬他的时候他女朋友悲伤过度，纵身一跃跟着棺材就一块掉进去了，我们急忙把她拉上来。后来这个女的又把他们的照片当时都埋了，我就觉得那时候场面特别乱。我们开完追悼会以后，就是那一年大学开始招生，工农兵学院就把这个女孩招走了。她神经有点儿受刺激了，后来又把她招到了北京化工学院。
那时我们都是小孩，根本就体会不到死亡是怎么回事，突然身边的人死了，而且还为他们的死去争取过什么，这些都是第一次遇到的事。经历过了这件大事每个人都有沉淀吧，都成长了很多。
老乡我们•鱼水情深
那时我们跟当地农民的关系处得特别好。比如第一个房东，我们把他们的东西给弄毁了他们也不会太计较，我们后来也盖了自己的房子，盖了房子以后我们就搬出来了。在没盖好房子之前，我们都挪出来了，刚盖好房时也不能住，后来我们就到了另一个房东家去住。那个房东是一个老的妇女主任，叫严雪彦，山西人爱叫重复两个字的名字。她是河北解放以后才来到山西的，刚解放的时候她的爱人死了。当时河北很穷，她婆婆还有一个儿子，她婆婆为了生活就把她卖到山西，连她儿子也一块卖了。这个苦命人严雪彦对我们特别好，她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她在山西的老公是放羊的。我们一般都住在贫下中农家，住的第一家虽然条件好，但是她出身不好，后来我们就换了，就住在严雪彦那儿。